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美联储)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和金融监管方向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全世界,影响无数人的生活。但美联储的治理结构陈旧、与当今时代不相适应,并且引发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迫在眉睫。
美联储在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犯下多项重大失误。最具代表性的是对核心金融公司的松散监管。由此大型银行极度不良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危机后出台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2010年)以其他监管机构更为无能为由,反而赋予美联储更多权限。
近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薄弱的金融监管被推上风口浪尖。纽约联储是构成美联储的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之一。美联储在华盛顿特区另设理事会。
这一结构是1913年美联储设立以及其后1930年代治理结构变更时妥协的产物。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由美国总统任命并须经参议院批准,而地区联储行长则由该地区联储的董事会决定。
所有地区联储行长的权限并不平等。尤其是纽约联储行长的影响力相比其他地区联储过大。首先,纽约联储行长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始终拥有表决权,而其他地区联储行长则轮流拥有表决权。
在银行监管方面,纽约联储也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大多位于纽约。因此纽约联储长期以来在华尔街充当美联储的眼睛和耳朵。
然而实际上,或许它扮演的是相反的角色。至少在过去10年间,纽约联储高层官员偏袒大型银行的利益。很长时间以来,纽约联储董事会一直代表华尔街的利益,尤其在2003~2009年前行长蒂莫西·盖特纳任期内,大型银行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幸的结果。
盖特纳在近期出版的著作《压力测试》中回顾说:“担任联储行长期间,我恢复了过去的传统,用精英填满了纽约联储董事会。”于是他挑选的成员包括2008年9月戏剧性崩塌的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CEO)迪克·富尔德,以及因在金融危机期间不当买卖高盛股票被起诉、最终从联储董事会辞职的高盛出身的斯蒂芬·弗里德曼等。纽约联储与摩根大通之间盘根错节的人脉同样是盖特纳的作品。
美国政界人士无论进步还是保守,都开始认真关注一直被搁置的美联储治理结构改革。特别是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提出法案,内容是纽约联储行长也应像其他美联储理事会成员或重要公职一样,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其中还包括赋予纽约联储行长定期在国会作证的义务。
美联储的辩护者会反驳称,改变现状是危险的。但危险的恰恰是当前美联储的治理结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乔·曼钦公开要求,现有空缺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不应任命与华尔街大型金融公司有关联的人士。这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主张。
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员也在自行准备美联储治理结构改革方案。其内容远比民主党方案激进,若获通过,甚至可能犯下对货币政策施加错误约束的错误。
无论哪一方,美联储的改变都不可避免。而与多数金融相关议题一样,改革的起点只能是纽约。
西蒙·约翰逊 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