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36,处于欧盟国家中的最低水平。就德国的工作与家庭兼顾而言,最为不足的是保育设施。在传统观念认为家务和育儿的承担主体是女性、因而保育设施不足的统一后的德国,工作与家庭兼顾的当务之急集中在如何建设更多保育设施,以及如何为正规上课时间比韩国更短的德国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另一方面,2013年女性就业率为72.3%,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相比属于中等水平。其中46.1%是每周工作约18至19小时的兼职,由正规雇佣的兼职和被称为“迷你工作”的月薪450欧元以下的低质量兼职构成。德国将父母双方均以兼职方式工作、并轮流休育儿假时最长14个月补贴部分工资(最高补贴至收入的67%)的父母补助金制度(Elterngeld),用作女性持续工作的有力手段。令人惊讶的是,不仅是育儿,为照护父母也可以兼职工作两年,期间还通过贷款帮助补足工资。
韩国与德国颇为不同。总和生育率2013年为1.19,低于德国,保育设施因免费保育而急剧增加,从数量上看较为充足。然而没有可以提供给女性的好岗位。公共部门设置了约400多个选时制岗位,但正规雇佣的兼职对民间来说仍是陌生的概念。大学毕业的女性,不愿在突破青年失业、好不容易进入的职场里因结婚和育儿而失去工作。因此结婚也推迟,只生一个孩子,或干脆放弃生育。除公务员或教师等实质上保障育儿假的职业之外,生两个以上的孩子其实并不容易。
我从德国的案例中得到了自己的启示。克服低出生率并不容易,但其第一步终究是提供给女性的岗位。如果在就职之后、生育孩子的时期可以兼职工作几年,并保障孩子长到一定程度后重返职场的权利,那么即使调整工资,女性也会积极考虑生育。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否接受这样的惯例,并做好承受随之而来的社会成本的准备。
同时,也需要努力调整免费保育,使更多实惠回到工作的父母身上。现在是时候考虑扩大直接照顾孩子的父母领取养育补贴和使用保育设施计时服务的权限,并把长时间保育服务转为提供给工作的父母。某位在野党议员为解决低出生率问题而提出的、在城区外围提供新婚夫妇租赁住房的方式,绝对解决不了低出生率问题。相反,防止女性在生育和育儿过程中的职业中断,才可能成为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开端。
有些寒冷、有些阴暗的11月柏林街头,从外观上看并不美丽,但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为构建工作与家庭兼顾而进行的激烈思考和勤勉,柏林在我的记忆中成为一座美丽的城市。统一后的德国除了在柏林建造新建筑之外,还把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人力,正在建立让她们既能养育孩子又能工作的新体系。与我们一样,苦苦思索着德国也尚未成功解决的低出生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