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劳动运动在1960年代以轻工业部门展开,1980年代则以重厚长大型重工业为中心展开。也就是说,民间制造业一直是工会运动的核心。但最近劳动运动的中心正从民间制造业转向公共服务部门。韩国规模最大的工会是全教组、全公劳、金融劳组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韩国劳总和民主劳总的委员长过去多出自金属、电子等民间制造业工会,而近来则主要出自金融、教员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工会中心的现象,在发达国家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开始。这一趋势既与制造业从业者减少、服务业从业者增加有关,也因为民间部门竞争激化使用人方倾向于抑制工会,而公共部门身份保障相对牢固,工会更易扩散。
公共部门劳动运动的扩散留下了劳动基本权与公共性冲突的课题。也就是说,公共部门工会罢工时给市民造成损害的问题如何解决就浮出水面。多数国家采取部分限制公共部门工会团体行动权的做法。即以法律规定教师或公务员不得罢工。但限制铁路、地铁、发电、医院等所有公共部门的团体行动权在法律上和现实上都不可行,因此公共部门罢工时一般国民只能承受不便。部分发达国家正在试验的虚拟罢工制度(virtual strikes, non-stoppage strikes)是针对铁路、地铁、发电、医院等公益事业单位,允许团体行动权,但为将罢工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和市民不便降到最低而设计的制度。也就是说,罢工期间劳资双方正常作业,但工会放弃罢工期间的工资,用人方放弃利润(或营业收入等),并捐给公益用途。结果纳税人不因罢工受不便,而劳资双方承受罢工之痛,从而努力结束罢工、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只需通过劳动委员会等公共机构的调解与仲裁,确定罢工期间放弃的工资与营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及捐赠方式即可。在该制度下,劳资双方继续作业,并将虚拟罢工期间的工资和利润捐作公益目的,还有让劳资双方都免于因罢工遭受公众指责的优点。
该制度在国外已有使用先例。最早的案例是美国,二战期间的1940年代美国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工厂发生罢工后,海军下令继续生产,随后没收了劳动者的工资和公司收入。意大利在1999年梅里迪亚纳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乘务员进行了虚拟罢工,2005年运输工会也进行了虚拟罢工,2009年更进展到贝卢斯科尼政府讨论将虚拟罢工法制化的阶段。在以色列,2003年全国劳动法院禁止公共部门罢工,转而允许虚拟罢工,虚拟罢工期间工会成员不领工资,公司则须将收益存入信托账户。
韩国也时常因公共部门罢工而受苦,因此也可以在部分产业试验性地尝试虚拟罢工制度。如果韩国引入该制度,在现有团体行动权之外,赋予劳资双方在达成合意时可选择使用虚拟罢工制度的选择权,看来也不错。考虑到近来韩国发生的罢工大多集中在铁路、地铁、公交、出租车、金融、发电等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部门,虚拟罢工制度或许不能仅仅被视为学者们的智力游戏。
金东源 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经营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