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21

[金娜英记者的一日一识] 不是温情而是投资,化解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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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大学生正在查看招聘公告板。/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 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讲述了现代人不仅为生计担忧,也为在社会中包装自身形象而颇费苦心。核心主题是“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指虽已获得加入特定社群的资格,却被认为未能做出与该身份相称的行为的情形。此时,人们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与社群水准相符,会过度消费、学习新语言,或通过对外活动、职务等努力提升自身档次。然而现实是,即便以通常的“勤奋生活的方式”取得了地位,也难以获得完整的成功。首先,由于始终处于不满足状态,即使成长了也难以判断自己的位置是否真正得到改善。此外,因与社群其他成员的初始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偏见也依然存在。表面上接受其成员身份,内心却贴上“暴发户”或“出身平平但自力更生之人”的标签。无论攀升到多高,都因既有组织设下的“玻璃天花板”而难以获得认可。

当然也有相反的论据。文化经济学家追踪了1600年代至1900年代约200名作曲家的人生,指出与其作品生产力关联度最高的变量,正是那些可能引发身份焦虑的因素。角度略有不同,但意思是战争、社会内部冲突、革命等宏观变量以及他们所属群体内部的不稳定性,其实成为成长的动力。巧合的是,据说众多艺术创作者聚居的巴黎(Paris)就扮演了这样的空间角色。当时的巴黎是多个复杂社群之间既合作又冲突的场所。此外,政治与经济上的波动也让众多作曲家关注社会环境,并形成创作新作品的动机。说到这里,名家文人所说的“背暖肚饱就写不出文章”似也有其道理。创意绝不会在安逸环境中产生,因此需要通过身份焦虑保持适度的紧张状态。

然而,看看最近成为问题的组织内非正规职问题,对“身份焦虑会带来创意”的笼统期待恐怕是禁忌。仅以学校非正规职问题为例。在学校从事同样服务,却仅因是营养师、行政室职员,便无法被认可为教育公务员的权利。听听他们要求“保障假期生计”的呼声,便会意识到身份焦虑若过度,甚至会损害到最低限度的人身保障水平。不久前,商工会议所曾发布分析结果称韩国工资相对劳动生产率偏高,引发公愤。作为主修经营学、参与过创业的记者,我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其本意。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高薪高福利工作现场。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工资本身具有向下刚性,且反映了各类群体“认为理所应当的情绪”,因此即便大幅加薪,企业主或经营者也难以获得赞誉。但从“可以安心工作的环境”这一层面看,因怠于对非正规职投资而造成的损失显然存在。设想他们是在组织内承担大量工作的基层劳动者,士气必然下降,反而难以找到努力工作的动因。经营学者主张,通过确保组织层面的冗余资源(Slack),来增加紧急时对人的投资或技术投资等可能性。从这一点看,经过适当评价后对非正规职灵活转为正规职,或保障适当水平的工资,属于战略性组织管理的对策,而不能视为“恩情”。

可称为另一类非正规职阶层的实习员工的“热情工资”也成为话题。这种待遇反映的观点是:技能尚欠的求职者处于“学习过程”,因此无薪或仅得少许交通费补偿也不该抱怨。逻辑是:别人还要付钱学习,你却能积累实务经验还挣到饭钱,这待遇何其优厚。当然,对年轻人而言,适度的身份焦虑与对明天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更加努力的外在动机。长辈或前辈一代也会说,自己当年拿得少得多,却依然高兴地上班。但细究起来,隶属于某个职场也是一种支出了机会成本的选择。这是一种考虑到他若选择别处所能获得的待遇、重要性等因素后的“牺牲”。若要让年轻人的“身份焦虑”真正通向创意与创新,就不应忘记“最低限度的条件”并非选项,而是必需。

/iluvny23@se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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