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国会议事堂。 6·4地方选举刚刚结束,各地围绕基层自治团体选举不正当行为的诉讼便接连不断。除了因不服选举结果而告发候选人本人的情形外,还有各种争议。比如竞选团队负责人因涉嫌超额支出竞选费用而被起诉,市长的亲信或儿子因涉嫌进行非法竞选活动而接受调查,还有因在选举前宣传市长政绩而被判罚金的案例。到了这种程度,从第三方角度看,难免怀疑不仅是当选人本人,其周边的关系网是否也存在结构性犯罪。问题在于,这并不只是选举这一特定时点发生的事件。人们开始怀疑,违背程序正当性而掌权的地方权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市民。此外,与中央政府不同,专业性与治理经验均未得到证明的“新生权力”,足以令人不安。
问题并不只局限于基层自治团体。广域自治团体也成为争议的中心。特别是随着下届总统竞争者纷纷以广域市长、道知事职位作为政治定位的惯例形成,有人担忧政治人物只把地方视为政治布局,而非专业行政。当然,重量级政治人物出任“道伯”也有诸多优点。在国家层面,可以对当地国会议员和公共机构施加影响力,为该地区争取更多预算。而且与只在地方摸爬滚打的公务员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以宏观视角主导地方行政的结构改革与增长。但从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角度看,出身政界大佬的广域自治团体首长也有可能主要出于印象管理的目的来主导地方政策。那些原本被期待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最终却被批评留下赤字的国际性活动,以及国家级设施的争取,就是典型案例。抓到一个大型活动、一处大型场馆,该地区首长的身价会上升,但实际上公务员要承担责任,居民要用税金收拾后事。此外,还存在按论功行赏方式,把自己的人而非地区专家安排到地方公共机构要职的情况。当然,任用长期志同道合、能力出色的同志并不是问题。但对于在相关领域勤恳工作的公务员被资历较浅的政界引进人士挤下、只能感叹身世的情形,也有必要倾听。必须注意,在组织内部失去正当性的广域自治团体首长,为推动变革与创新去安抚并带领公职人员的余力并不多。
由于这一系列状况,关于我国地方自治制是“过度民主”的说法时常被提出。从发达国家的案例看,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早已确立了高度的地方分权体制。以都道府县体制确立地方自治的日本,在近500年的岁月里,各地区分权程度之高几乎可称为“一个国家”的封建国家。美国的起源则是13个殖民地州为摆脱英国独立而结成同盟。意大利、德国、英国各自在政治上分裂的时期都比统一为一个国家的岁月更长。正因如此,地区文化的自足性得以发展,经济体系也确实有可能自生运转。但我国在1000多年的岁月中,反而更接近法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高丽、朝鲜都是以一套法令与体制统治可谓文化异质的各地区的国家。在以国王为中心的官僚文化深植于集体记忆的情况下,或许期待地方自治制自行良好运转本身就是勉强的。前不久因修宪讨论而备受关注的内阁制,其实也有说法认为,只有各地区的自治制度以及作为宪法机关与代表的议员具备存在理由,才可能真正得以运作。
在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中颇显不自然的地方自治制,就这样放任下去是否正确?但要说完全废除地方自治制,回到刚通过行政高考的二三十岁市长、郡守到任的旧式做法,似乎也不正确。实际上我国政界也常有在二十多岁就担任基层自治团体首长经历的政治人物。但从未听说该地区行政在其任职期间高效而稳健。不过确实有必要思考替代性模式。相当于法国“京畿道”的法兰西岛大区莫城市市长,是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前预算部长让·弗朗索瓦·科佩议员。他曾任金融公司德克夏的首席执行官,也曾在巴黎第八大学讲授财务管理,是公共财政专家。除科佩市长之外,有效兼任地方自治团体与中央政界职位的案例还有很多。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曾兼任财政部长与内政部长、巴黎市议员与法兰西岛大区议员。前总理阿兰·朱佩也兼任过地方自治团体首长波尔多市长与中央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韩国环境部部长等职。事实上在法国,具备专业性的领导者往来于中央与地方勤恳工作,已近乎一种惯例。他们虽拥有与我们相似的中央集权传统,却充分探索出了能同时兼顾专业性、首长影响力以及对公众说服力的模式。这也是我们应当思考一次的要点。
社会学家说,信任来自专业性与正当性。如今我们的地方自治团体面临危机。为不再被卷入“干脆彻底废除”的争议,有必要思考如何革新其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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