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4

[Culture&Life] 泰国电影导演兼当代艺术家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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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即使闭上眼也能看见,也有些东西即便睁着眼也看不到。明明是确实存在的对象,但我们并不完整的眼睛却常常陷入误解与错觉。对于凭借2010年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记忆前世的布米叔叔》(以下简称《布米叔叔》)等实验电影而活跃的导演、现代艺术家,来自泰国的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44岁)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作品的主题。在《布米叔叔》中,为整理人生而回到故乡的布米叔叔,遇见亡妻的幽灵前来说要照顾他,而多年前失踪的儿子则以猿猴鬼魂的模样回到家中。这部讲述布米与化作幽灵的家人一同穿越丛林、走向他生命开始之处的“略显晦涩”的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一致支持。虽然常有评价说它和导演的名字一样难,但他的作品追踪的是仅凭眼睛无法完全容纳的世界本质。

“童年时我把许多时间花在科幻与鬼故事上,于是产生了想把所有记忆完整保存下来的贪念。后来我发现了母亲曾用过的旧电影摄影机,它既是时间机器,也成了‘记忆的储藏箱’。我所收集的记忆,是指那些‘如果全部记住可能会变得危险’的记忆。当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我周围发生时,我常对自己施以催眠:‘这不是现实’‘他们是鬼魂’。也许我们需要互相摇晃着提醒对方‘清醒过来,保持醒着’。希望能有摆脱那种‘恐惧之鬼’的日子到来。”

这是11日在国立中央博物馆举行的“第七届养贤美术奖”颁奖典礼上,领奖后的阿彼察邦的感言。2002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一种关注奖”而华丽登上国际舞台,两年后获“评审团奖”,2010年又摘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位奖运极佳的大师的获奖感言,宛如一首诗。当然,感言也与他的作品相似,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只是些能带来片段理解和朦胧共鸣的暗示性话语。

尽管赞誉与奖项无数,坦率地说,他的电影既不有趣,也不易理解。也不美。很粗糙。未经打磨的画面摇晃、昏暗,甚至沙沙作响。想展示什么也并不明确。如果普通电影是平滑的高速公路,他的实验电影则是石块乱撞的“未铺装道路”。然而那条粗糙道路的颠簸,我们的身体会记住。正因如此,奇妙的是,电影深处渗出抒情与温情。

记者在颁奖典礼前一天独家采访了这位以极度回避采访而闻名的作者,询问其“晦涩的作品世界”。他讲起了自己的过去。

“我的故乡泰国东北部的孔敬,40年前还是一无所有的乡村。我和身为医生的父母在医院内的宿舍里住了15年,周围人的动作看起来缓慢,或许是因为他们生病了。那时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不同。母亲那间窗户很大的诊室是我的游乐场,在那里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和寄生虫,用听诊器听自己的心跳。在其中我萌生了‘想和光一起玩、一起工作’的念头,思考以不同速度流动的时间,并对(像微生物那样)看不见却存在的事物产生了兴趣。”

长大后的阿彼察邦主修建筑学,之后在研究生院学习电影学,并创立了自己的小型制作公司“踢机器”。他很朴实。

“我只是喜欢拍电影,而我求学的芝加哥艺术学院是实验电影的摇篮。我用自己的故事、我周围的故事创作作品,只是从自己的位置看我的故乡、我的地区,结果美术馆和画廊的邀约就来了。把我归类为纪录片导演、电影导演、美术家的不是我,而是策展人们。”

他谦逊地绕开了成为作者的原因,但其实是在说,真诚与身份认同建立在对自身的理解之上。2001年的《祝福》涉及泰国的社会议题——缅甸人非法滞留,但排除了政治与社会视角,只以温暖的人际关系展开;2004年的《热带疾病》前半部分讲军人庆休假外出与朋友通共度时光,后半部分讲回归部队的庆去寻找住在丛林里的怪物。内容晦涩至极,但鲜明刻印下来的是泰国的丛林。这位卓越驾驭光线的作者,从丛林的绿光中捕捉并展现出充满生命力的原始之美。同时在这里也能看到他的世界观:自然与人平等,万物中都寄宿着各自的精灵。

“我是在同时看着对科学与迷信的崇奉中长大的。我认为未来的科学与想象的鬼故事可以结合,实际上我认为将来这些也会共存。看不见的鬼魂与精灵的存在感,内在于我之中,内在于世界各处。可以说是电影本质的人的记忆、幻影、想象力,也是看不见的幽灵般的东西,但我们借助科学产物——机器,把它们做成电影来看。”

应当关注他作品的理由之一,是泰国与韩国在政治、历史上的相似性。阿彼察邦有一部作品讲述乡村居民被指为共产主义者而遭军方压迫的事件,让人联想到光州抗争或间谍案件。曾经分裂的泰国古代诸国通过武力或王族间的婚姻在短期内完成统合的过程,也刺激了这位作者。沿着湄公河追溯本国历史的他,于2005年开始了“原始”(primitive)系列。这是与一些在经历历史剧变的乡村出生成长、却不太了解过去历史的青少年的共同创作。他们以自己的想法制作了可以远行的交通工具,结果诞生了动物与机械结合形态的宇宙飞船。一同创作的青少年们钻进这艘宇宙飞船(?)里睡觉,作者则将其留存为摄影与影像作品。

“这是青少年们在满是红光的宇宙飞船中睡着的样子,他们既做着关于未来的梦,同时又呈现出被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禁忌之色——红光所控制的未来图景。带有这种历史解读的宇宙飞船,如今仍放置在村里的草丛中。我梦想的美术,就是制作这样的交通工具(一种沟通手段),并不在画廊或美术馆、而是在自然中展出,让所有人都能沟通。”

打破了电影既有框架的作者,如今正在凿穿美术的框架。他的态度甚至带有超脱意味,让人联想到泰国乡村寺庙的僧人。

“正如为了逃离贫困与压迫而想象宇宙飞船,人们也曾试图通过冥想逃离压迫,或许正因如此,贫穷的泰国东北部才出了很多出色的僧人。而且今年泰国的民主消失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被禁,正在演出的行为艺术家被拘捕。现在正是闭上眼、期盼现实并非现实的好(?)时机。”

把声音沉重地压低的作者,低声诉说着对现实的消极抵抗,并首次介绍了新作。

“我正在以我们睡觉时做的梦为题材拍电影。观察人的睡眠状态以及进入快速眼动(REM)睡眠的四个阶段,那段时间是90~120分钟。这与通常电影的时长一致。电影的长度或许是配合了我们的睡眠节律吧。因为电影就是一个梦,而我们每晚做梦,每天都在制作只属于自己的电影。梦建立在从现实中接收的意识与无意识信息之上,这一点也与电影无异。梦是记忆的加工,但它讲述了更多的现实。这也与电影相同。”

作者正在故乡孔敬,以一处曾是废弃学校、现被用作医院的空间为背景拍摄新作。躺在床上睡着的军人们,虽是男性气质与力量象征的“军人”,却毫无气力。片中还出现床边的护士、医生、护工、家人等仿佛被他们的睡眠与梦境传染般闭着眼的场景。若配合处于睡眠状态者的生理节律改变光线,身体的节律又会因那光谱而改变。也就是说,从外部可以控制睡着之人的身体或意识,乃至梦境。

“虽然看起来像科幻电影,但这是极为日常的状况。作为摆脱政治压迫或国家不合理现实的方法而选择的‘睡眠’,即作为抵抗意志的睡眠,也可能成为另一个维度的现实。尽管如此,我担心科学的介入是否也可能操纵或控制梦境。”

这位即使在看不见之处也要寻找应当看见之物的作者,建议读者们保持醒着。

“灯泡看起来是亮着的,但光波是在极短时间内无数次地熄灭又点亮。这是错觉。电影也是一种错觉。以何种框架看待实在,取决于各自的内心与回忆。请各位也拿起作为自己记忆箱的摄影机,不断提出问题。”

He is…

△1970年生于泰国孔敬

△1994年毕业于孔敬大学建筑学系

△1997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学硕士

△1999年创立电影制作公司“踢机器”

△2002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奖《祝福》

△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热带疾病》

△2004年参加釜山双年展

△2006年参加英国利物浦双年展

△2007年多维尔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2007年美国洛杉矶REDCAT画廊个展

△2009年奥伯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奥伯豪森大奖

△2009年英国FACT个展

△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记忆前世的布米叔叔》

△2011年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奖

△2012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

△2014年获养贤美术奖

“我们的心就是放映机”……以电影拓展人生舞台的“丛林的谢尔盖”

■ 他备受关注的理由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所获的养贤美术奖,是为纪念热爱艺术的已故韩进海运会长赵秀镐(1954~2006)而于2008年设立的美术奖项。今年迎来第七届、正在积累国际地位的养贤美术奖,除了由世界各国美术界人士组成的推荐团之外,还委任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德肯与美国惠特尼美术馆馆长亚当·D·温伯格为评审委员(任期三年),以提升其权威性。

记者向以挑选作者与作品眼光严苛而著称的两位馆长询问了“为何必须是阿彼察邦”的理由。

德肯馆长称阿彼察邦为“丛林的谢尔盖·爱森斯坦”。他以这位在20世纪电影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前苏联电影大师作比,表示“阿彼察邦的电影中许多东西都带着绿光,这可能是因为泰国,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者重新发现了绿色,因此足以称他为‘丛林的谢尔盖’”,并极力赞扬说:“他把泰国的丛林与乡村化作充满幽灵与超现实神秘感的场所,同时穿越各种类型,让人重新思考电影是什么,是确立了影像新诗学的作者。”

温伯格馆长评价说:“最尖端的技术催生了多样的表现手法,但阿彼察邦却把我们引向技术发展之前的原初世界,重新照亮我们已经遗忘的本性与本能。”他还表示:“他以‘我们的心就是放映机(our mind is a projector)’一语,把我们生活的舞台以电影加以拓展,是‘生活的大师’,同时也是从物理之光到想象之光都能自由驾驭的‘光的大师’。”虽然晦涩,但仍应关注阿彼察邦的理由,正在于此。

·摄影=权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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