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0

[金成泰专栏]国民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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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党议员金成泰 以世越号事件为顶点,还有密阳输电塔、龙山场外赛马场、三陟核电站、第二乐天世界、公务员年金改革。近来我们社会各处发生的大量社会矛盾正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虽然难以精确计算近期发生的损失规模,但据称每年大约最多消耗246万亿韩元的经济成本。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7个成员国中位居第二,除了正经历宗教冲突的土耳其之外,是最严重的水平。甚至有分析称,韩国的社会矛盾指数若仅改善至OECD平均水平,人均GDP最多可增加21%,由此可见大韩民国因社会矛盾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

产生如此巨大规模社会矛盾成本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没有利害相关方协商或与市民社会充分讨论程序的情况下单方面立案并执行政策。一言以蔽之,现政府的“社会性不足”正是其原因。

举例来说,公务员年金改革也是如此。对于因时代变化和情况变化而不得不修改的公务员年金,首先向当事人即公务员寻求理解,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目前政府没有这样的程序和过程,只是以“领取比韩国国民年金更多的钱却还反对”的集团利己主义为由指责公务员。对于本应通过真诚说服来寻求理解的对象,反而以猎巫式的舆论攻势加以威压。而且把这一重担推给执政党,自己却袖手旁观。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其沟通与决断力令人遗憾。

把这类社会矛盾仅仅归结为集团利己主义、利益集团的反弹并加以指责,绝不是解决之道。在“沟通、融合与共生”的旗帜下,政府应以积极意志带头通过社会对话化解矛盾。唯有如此,才能克服经济危机,通过国民共识实现大融合。

在民主多元主义社会中,社会对话的水平是显示该社会成熟度的尺度,也是真正社会融合的指标。此外,通过对话化解社会矛盾也有助于节省经济成本、提升政策效率。尽管崔炅焕长官甘愿承受超过30万亿韩元的赤字全力推动景气刺激,但若不

治愈社会矛盾,很可能只是空话一场。

正如荷兰的瓦森纳协议所显示的,从比我们更早经历社会对话的西方案例来看,市民社会团体与政府有机而紧密的协作,始终是化解矛盾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通过与市民社会团体的沟通打开社会公论的平台,把通过妥协与让步得出的成果忠实落实为政策,从而积累社会对话的信任,以此解决了问题。

相反,在我国,主流看法是自朴槿惠政府成立以来,在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话的空间反而缩小了。虽然隶属总统的国民大融合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发展劳使政委员会作为沟通与融合的机构存在,但实际上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劳使政委员会,随着各方依据自身利害关系而决定是否出席、或频繁推翻艰难达成的协议,已沦为“植物委员会”。

哪怕从现在开始,政府也应积极着手恢复社会对话。应带着真诚发挥政治领导力,打造社会融合的基础。在停滞不前的僵局中,需要新的讨论框架来打开对话的闸口、为国民大融合奠定开端。需要一个超越国民大融合委员会和劳使政委员会局限、具备涵盖各界各层的代表性、并具备从议题选定到提出替代方案、达成共识全过程引领社会对话能力的机构。

为从根本上治愈社会矛盾,现政府必须放弃单方面立案和执行政策的基调。现在正是重新构建能够通过对话、妥协与让步来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和矛盾的、具有实效的社会讨论机构的时候。/金成泰 新世界党国会议员(首尔江西乙·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执政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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