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09

[首尔经济会见的人]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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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规职劳动者已扩大到超过600万人,受到不合理歧视的劳动者相当多,与正规职之间的劳动条件差距也很大。如果企业只图方便而选择派遣、外包等间接雇佣,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问题只会加深。今后我打算把一直流向转包等间接雇佣的雇佣生态,转变为以直接雇佣为中心。”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起权(57岁,见图)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希望企业不要一味只想转包,尽可能走向直接雇佣”。李长官表示:“如果采用按业务性质和难度区分工资的职务工资制,就能化解间接雇佣”,“时间并不宽裕,最迟到明年要制定出能够改变趋势的规则”。李长官所说的雇佣规则,是指劳资双方就工时和工资体系达成大框架共识。之所以提出明年这一时限,是因为随着高龄者雇佣促进法修订,从2016年起将迎来60岁退休年龄时代。

李长官解释:“目前劳动市场平均退职年龄为53岁,达不到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原因在于按年龄和工龄自动加薪的年功序列式工资体系”,“劳资应通过协商,改革为反映职务内容和绩效的合理工资体系,但目前进展还很慢”。他接着补充:“入职后大约10年内熟练度会提升,因此年功序列也有其必要性,我认为应当复合推进”,“如果在没有引入工资峰值制等工资体系改革的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会下降,反而可能使中老年层的雇佣变得不稳定”。

李长官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各企业在法定时限之前果断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并引入工资峰值制,就能在减轻工资负担的同时实现退休年龄延长”,“这样一来,今年和明年退职的1956年至1957年出生的‘夹缝一代’也能受益”。

继上月国政监查之后,李长官本月又出席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等,消化着密集的国会日程。预算案讨论结束后,通过与堆积如山的现实议题密切相关的法案,是李长官的课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把休息日劳动纳入延长劳动、从而缩短工时的劳动基准法修订工作。包括新国家党议员权成东提交的法案在内,共有6件法案搁置在国会。以去年为准,韩国劳动者年均工时为2071小时,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1671小时)。

李长官强调:“劳资政已就缩减到1700至1800小时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按工时比例削减工资在现实中很困难,因此应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尽可能不减少工资,分阶段推进”。也就是说,如同过去把法定工时从每周44小时缩减到40小时时分6个阶段推进那样,必须同时配套调节节奏的软着陆方案。因为急剧缩短工时会加重中小企业负担,劳动者收入也必然减少。

更何况,围绕城南市环卫工人要求将休息日劳动认定为延长劳动而提起的诉讼,韩国大法院判决即将出炉,立法工作更显紧迫。李长官强调:“我认为现实的做法是,把每周52小时(40小时+延长劳动12小时)之外经劳资协商可增加的8小时视为‘阿尔法’概念”,“要顺利落地,各行业有各自特性,应由当事方根据事业单位实际情况提高运用度”。即大方向上要缩减,但要提高自主裁量权。实际上,李长官与金属、化学纤维行业的劳动者和使用者一边喝马格利酒一边听取意见时,劳动界也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政府的想法。

在同样的脉络下,李长官正致力于把韩国社会从以学历为中心转变为以能力为中心。他表示:“我们社会存在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大学毕业与高中毕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男性与女性所谓四大差距,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学历差距”,“只有成为以能力为中心的社会,才可能化解学历差距”。体现这一理念并被积极推进的政策,就是韩国式定制化徒弟培训体系“工作·学习并行制”。

李长官强调,为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发包企业必须努力。他坦言:“在大企业能拿1亿韩元,而二级协作企业员工只拿2000万至3000万韩元的话,谁都不愿意去”,“我深切感到,要帮助协作企业劳动者,大企业劳资必须共同努力”。李长官还承诺:“为设立发包方出资、政府也按一定比例配套出资、供协作企业员工使用的共生合作基金,我们已编列100亿韩元预算”,“将设计为向大企业提供税制优惠,从而引导形成整体社会氛围”。

为缓解非正规职差距,计划年内公布“非正规职综合对策”。李长官表示:“将结合定期合同制、派遣、外包、厂内转包、日工、特殊形态劳动者(特雇)等各种雇佣形态的特性,围绕他们最迫切的领域制定定制化对策”。例如,对于法律保护不足的特雇群体,将扩大社会保险加入范围,并结合各职种实际情况推进改善不公正惯例。对于定期合同制和派遣劳动者,正在研究化解不合理歧视、防止滥用的方案。他表示:“青年不希望定期合同工龄延长,中老年层则相反,定期合同制劳动者按年龄的想法各不相同”,“现在是需要重新思考兼顾各类群体的期限设定的时候”。

对于近期成为议题的把非正规职使用期限由2年延长至3年的问题,李长官先表示“目前尚无定论”,随后回答:“劳资团体的意见也很重要,但最需要的是从当事人立场出发去思考”。他尤其谨慎地表示:“正围绕两方面进行研究:制度变更后是否会出现无固定期限合同工下降为定期合同工的副作用,反之是否会从转包式间接雇佣转为直接雇佣,以及对当事人雇佣稳定和市场的积极影响”。

对于短期合同反复续签(拆分式合同),李长官也解释说:“这是全社会共同努力就可以化解的部分”,“正在研究防范措施,使其不被滥用,即使在2年之内也能稳定工作”。

使劳资政委员会的构成和议题多元化,也是李长官投入心力的部分。目前劳资政委员会以全国规模的劳资代表为主构成,无法反映非正规职、计时工等日益多样化的劳动形态,因而未能取得明显成果。李长官强调:“劳资政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也存在无法涵盖日益多元的社会条件变化的一面”,“今后应建立按产业推进劳资政协商的体系,构建能够自主解决现实议题的框架”。为此,雇佣劳动部正在推进劳资政委员会法的修订工作。该法案通过后,青年、非正规职、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代表将参与委员会构成,代表性得以增强,议题也将从劳动扩展到产业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而确立为实质性的社会对话机构。

关于现代汽车厂内转包判决,他表示:“如果要以韩国大法院判决来协商厂内转包问题,将耗时四五年,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好由发包方劳资与协作企业工会通过协议解决”。李长官尤其在表示基本上尊重判决的同时,对认定合法承包与非法派遣的理由表示忧虑。他强调:“发包方本应在协作企业劳动者的福利、安全以及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如果因这次判决的影响而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介入,韩国协作企业的劳动条件就无法得到改善”。

作为就业政策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李长官的理念是“国民应能通过工作享有幸福生活”。同时,增加优质岗位的责任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他指出:“在大量增加全日制岗位的同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兼职,是最好的政策”,“不能在结婚生子之后与劳动市场完全断裂”。他还补充说,为此在支持招聘型选时工作岗位的同时,最终应使转换型岗位活跃起来。

He is…

△1957年生于咸平 △1977年光州高中 △1981年中央大学行政学系 △1981年行政高等考试第25届 △1982年劳动部行政事务官 △2002年劳资政委员会运营局长 △2004年劳动部宣传管理官 △2007年雇佣政策官 △2008年劳动基准局长 △2009年首尔地方劳动委员会委员长 △2010年总统室雇佣劳资秘书官 △2011年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常任委员 △2011年韩国雇佣劳动部次官 △2012年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校长 △2014年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

“要真切听取现场声音”……通过社交网络与电子邮件积极沟通

■ 李起权长官其人

自7月16日就任以来的117天里,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起权凭借特有的亲和力积极展开沟通。李长官凡是能听到劳动市场真切声音的地方都必定前往,还抽空通过社交网络服务(SNS)或电子邮件与部内外人士交换意见。

就任一个半月后的9月初,他向雇佣劳动部全体职员发送了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向在现场默默工作的职员表达感谢,并叮嘱他们以身作则、提供饱含真心的行政服务。李长官表示:“劳动行政面对的是最迫切、最困难的群体,因此必须用心,也会很辛苦”,“如果顺利闯过去,成就感也会同样大,让大家能以愉快的心情工作是我的职责”。

为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雇佣劳动部启动了每周三配合下班时间自动关闭电脑的“PC关闭(PC-Off)服务”。李长官在邮件中要求:“希望大家高效工作,周三和周五践行按时下班,多关心家庭”。雇佣劳动部还同时推进扩大弹性工时制(2周→1个月,3个月→1年)、引入工时储蓄休假制等制度改善,以便在一般产业现场也分阶段缩短工时,支持工作与家庭兼顾。

李长官还通过社交网络积极与外部人士沟通。他早晨起床后约20分钟以及移动途中都会随时登录Facebook宣传政策。Facebook好友达3662人。最近他还举办了与青年直接见面的社交网络座谈音乐会,之后逐一给参加者回帖。这种温暖与真诚不仅赢得职员好感,也受到普通民众喜爱。

李长官经常抽出时间,近距离倾听产业现场的真实故事。就任后,他见过清洁外包工、建筑日工、护理员等在劳动市场艰难工作的人们,还通过与韩国劳总的积极会面促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重启。

他还设立了定期会见各产业劳资、交流就业相关意见并形成共识的讨论平台“周三论坛”。迄今已会见流通服务业、主要中小制造业、软件(SW)产业、造船钢铁产业的首席执行官(CEO),今后还计划与特许经营产业、外资企业相关人士会面。

李长官强调:“要寻求堆积如山的就业劳动议题的解法,以劳资政相互信任为基础的顺畅沟通必不可少”,“尤其各产业的状况和需求不同,为寻找贴合现场的解法,不仅在中央层面,也需要与各产业劳资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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