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总裁李柱烈(右)在今年7月举行的金融协议会上与各银行行长交谈。/韩联社
“所有权。”
这是前金融界首席执行官(CEO)们在谈到漂流中的韩国金融业要回到正确轨道最紧迫的是什么时,共同点出的话题。他们诊断称,如果所有权确立,KB金融事件就不会爆发;如果没有所有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现代汽车集团和Samsung Electronics。
曾任金融委员长的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表示:“在我们这种并非水平化环境、而是高度垂直化结构中生活形成的文化里,只要治理结构没有确立,KB金融事件随时都可能重演。”他说:“必须实现治理(治理结构),特别是所有权的确立。”
金融界前掌门人,尤其是前银行行长们同时对沉溺于稳健性的监管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强调“只有改变以稳健性为主的监管政策,金融公司才能更自由地走向海外”。
◇没有所有权,金融界的Samsung Electronics只是空想=前金融界掌门人们一致认为,需要建立灵活的CEO评价体系,对有能力的CEO保障其长期经营。
前商业银行行长A表示:“金融业没有出现像Samsung Electronics那样的全球强者,也没有出现明星CEO,就是因为所有权没有确立。”他说:“产业要发展必须伴随大规模投资,但对拿薪水的银行行长而言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在韩国金融业不长的历史中被评价为留下一定足迹的前新韩金融会长罗应灿和前韩亚金融会长金胜猷,都在同一家金融公司长期任职。他们在财务报表上的持股并不多,但在组织内部的象征性持股却十分明确。
简单说,他们更接近金融公司的所有者。两人凭借由此获得的领导力,果断推进大规模并购(M&A),带动了快速成长。
也就是说,尽管两人行使过度权力引发了“代理人问题”,但长期经营带来的积极效果仍应被承认。
另一位前商业银行行长表示:“两人的共同点是获得了时间,也就是获得了实现自身梦想的机会。”他说:“长期经营的条件就有这么重要。”
作为韩国金融业唯一创业型CEO的朴炫柱Mirae Asset Securities会长,也以强大的掌控力使集团在短期内迅速成长。
尹前长官指出:“应当营造这样的所有权环境:由专家担任银行行长,做得好就可以连任,甚至干10年。”他说:“在会长和行长每3年就更换的这种治理结构下,无法积累国际竞争力。”
◇须重新确立董事会角色=董事会的角色也需要重新确立。KB金融事件毫无遮掩地显示出,当董事会成为不受制衡的权力时,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组织发展。特别是以毫无专业性和现场经验的教授为主构成的外部董事阵容,在KB金融事件走向破局的过程中未能发挥任何作用。
前商业银行行长表示:“需要不被外部风波左右的董事会,需要基于专业性进行决策的董事会。”他指出:“在现行制度下满足外部董事资格要件,最终只有教授能担任,而更应营造能够由具备市场眼光的人士组成外部董事阵容的环境。”
金融公司在组织管理上的做法也被指为问题。
另一位前商业银行行长表示:“KB金融事件爆发的最大原因是内部组织管理没有做好,而金融公司往往把用于营业的钱视为投资,却把用于组织管理的钱视为成本。”他说:“提出员工能够共享的明确而具体的愿景,展示共同前进的道路,将成为KB金融正常化的关键。”
与此同时,股东资本主义也被提出为能够改变韩国金融业体质的替代方案。
前商业银行行长C表示:“年金基金虽是主要股东,却对银行经营袖手旁观,哪怕作为股东经营的一环也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说:“股东经营也能起到阻挡官治和外部风波的盾牌作用。”
◇以稳健性为主的监管政策须改变=他们还要求金融当局对待市场的态度发生变化。他们认为,金融业再怎么说是受监管行业,只要像现在这样一味采取挥大棒式的做法,就不可能创造新的附加价值。
前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权赫世指出:“由于外汇危机的创伤,当局的监管只聚焦于防止金融公司破产。”他说:“只强调稳健性,就会像井底之蛙一样害怕海外挑战,官治问题也必然发生,金融产业结构本身也变成了创新无法立足的样子。”权前院长强调:“金融政策聚焦于供给方稳定的结果,是没有形成金融公司之间自主竞争的环境,在不独立的治理结构下生产率也下降。”他说:“需要采取为金融公司之间激烈竞争创造体制的政策思路。”
另一位前第二金融圈代表指出:“保险业的海外扩张本可比银行更容易,但现实并非如此。”他说:“对于三星集团等大企业系金融公司反而畏缩不前的现实,以及导致如此的各种监管,有必要更冷静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