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提出,要实现劳资政大妥协,就应把劳动界划分为大企业正式职工与中小企业非正式职工,分别以确保劳动灵活性和构建社会安全网这两个不同议题进行讨论。
成均馆大学教授赵埻模(见图)27日在韩国经济研究院主办、于首尔汝矣岛全经联会馆举行的“劳资政对话:评价与展望”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将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列为现行劳资政大妥协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上述主张。
赵教授指出:“有工会的大企业正式职工在雇佣保护等方面享受最厚待遇,而没有工会的中小企业非正式职工的保护机制却很薄弱,这就是国内劳动界的现实。”他接着表示:“仅占全体劳动者7.6%的‘有工会的大企业正式职工’等强者的声音占据主导,实质性的大妥协难免困难。”
赵教授补充说:“尽管现实如此,审视国会搁置中的360项劳动法案,其中不少反而在强化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劳资本应通过自主对话解决的事项,是否正试图通过立法或司法判例来解决,令人怀疑”。
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议将劳动界划分为由大企业正式职工组成的一次劳动市场和由中小企业非正式职工组成的二次劳动市场。即在劳资政对话中,与一次劳动市场以确保劳动灵活性、与二次劳动市场以构建社会安全网为主要议题。
韩经研院长权泰信也指出:“据世界经济论坛(WEF),韩国劳资关系竞争力在144个国家中排第132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对抗性劳资关系是降低劳动市场效率的罪魁祸首,若在劳动市场改革的社会共识上失败,韩国将很难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研讨会上还介绍了被视为劳资政对话先进国家的荷兰案例。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范里斯豪特教授表示:“荷兰通过在政策制定时纳入社会伙伴的悠久传统,达成了工会抑制工资上涨、企业扩大投资的妥协,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最近在荷兰,作为大企业正式职工的‘内部人’与意指非正式职工或失业者的‘外部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化现象也成为问题”。
他补充说:“在荷兰,社会对话同样有主要在大企业与大企业劳动者之间进行的倾向,因此认为需要新框架以把更多元的利害关系方纳入对话的认识正在抬头”,“荷兰的社会对话只偏重于‘如何分配’,而缺乏对‘如何创新与增长’的思考,这是严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