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舍尔回忆称:“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金融体系被逼至崩溃边缘,我有18个月一天都没能好好睡觉,但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承受的压力更大。”
当时令伯南克陷入苦恼的问题之一,是民众和政界对华尔街救助计划的不满。今年3月,前主席伯南克在离任后首次公开场合表示:“美国中产阶级问我,为什么只救助(引发金融危机的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却不帮我?”他坦言:“要就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同时也是守护美国人生活这一事实与大众沟通,并不容易。”
伯南克按他自己的说法回归了“轻松的个人生活”,但美联储的两难如今成了主席珍妮特·耶伦的烦恼。耶伦近期忧虑表示“美国社会的收入与贫富差距扩大至百年来最严重,‘机会平等’这一传统价值正受到威胁”,就是一个鲜明例子。尤其是她还引用了因研究经济不平等而成为“左派偶像”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警告称“随着财富与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加剧,美国的阶层流动性正在下降”。
身为“世界经济总统”的美联储主席提及饱受保守派猛烈攻击的皮凯蒂,这一景象该如何理解?
“经济总统”对收入不平等的警告
首先,这显示出在财政投入余力枯竭的政府之外被推上克服经济危机最前线的各国央行行长的苦恼。各国央行对“教科书上有、但历史上效果未被证明的”(伯南克的说法)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会带来何种副作用,内心并无把握。
尤其是,批评之声也很强烈:量化宽松的刺激经济效果下降,反而催生股票、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只让富裕阶层的财富增加。类似警告甚至出自卢森堡央行行长伊夫·梅尔施等央行内部人士。也就是说,耶伦考虑到后世评价,也有必要预先发出警告。实际上,维持低利率基调的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任时被尊为“神一般的存在”,如今却被批评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不过,美国媒体对耶伦发言的评价较为宽厚。她在展现自身进步色彩的同时,不强调不平等本身而强调“机会平等”,从而老练地避开政治争议,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她利用美联储主席的权威,引发了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公共讨论。
眼下保守派以西班牙裔、俄罗斯人等低收入移民流入、单人家庭增加等为理由,根本不承认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加剧本身。相反,进步派反驳称“大学毕业生平均工资自2000年以来完全没有上涨,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不解决财富不平等,机会平等也不可能实现”。关于解决方案的讨论也已超越美联储政策,扩展到税制或福利改革等政府政策。
这与刻意回避贫富差距讨论本身的韩国形成对比。韩国银行总裁李柱烈近日表示,我国贫富差距虽然扩大,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并不算高。
应思考改善国民生活的刺激政策
考虑到韩国收入不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居前列的统计等,令人不禁生疑。崔炅焕经济团队也提出了扩大市场流动性、增加消费与投资、刺激经济的蓝图。到这一步,与美国、日本等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大不同。
当然,为突破低增长局面,刺激经济政策不可避免是现实。但现政府和韩国银行是否也不应回避房地产价格暴涨、家庭负债增加等可能带来贫富差距之类副作用这一点,至少先开始讨论解决方案呢?伯南克曾断言,将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定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普通美国人。看看近来纷至沓来的刺激政策内容,实在分不清最终目标是经济增长本身,还是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故有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