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1

[海外专栏] 不平等的三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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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年会上,几处断裂的截面格外醒目。

其中最突出的是,尽管与会者对不平等问题高度关注,但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政策方案。这象征着政策想象力的重大失败。

对不平等的关注大幅上升十分自然。因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皆是如此。这一过程源于长期而结构性的问题,即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投资的"赢者独食"倾向、偏向富人的政治体制等因素的结合,并受到经济周期力量的推动。

在发达国家,原因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对立。这阻碍了全面应对,并给中央银行带来过重的政策负担。货币当局虽比其他政策决策机构享有更大的政治独立性,却缺乏有效应对国家所面临挑战所必需的手段。

平时,财政政策通过再分配等职能支持货币政策。但现在并非平时。2008年以后的5年间,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作为负责任经济运营基本要素的年度预算案。陷入政治僵局,恰当的财政应对之路被堵塞。其间不得不人为刺激经济的中央银行,为实现增长与创造就业而依赖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传统手段。

这种方式自身的不完善固然是问题,但更严重的是它暗中有利于持有不成比例的大量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与此同时,企业为减税而愈发积极地采用所谓税负倒置等手段。

结果,多数国家面临收入、财富与机会这三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会通过相互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实际上,这三重不平等除道德、社会与政治影响之外,还引发严重的经济担忧。不平等没有创造出对创新与勤勉的回报,反而开始侵蚀经济活力、投资、就业与繁荣。

考虑到富裕家庭消费占收入与财产的比重日渐下降,不平等加剧会导致整体消费减少,从而阻碍本已背负总需求不足重担的经济复苏。它还阻碍提升生产率所需的结构改革。

这是一种危险的组合,它摧毁社会团结与政治效能、当下的经济增长以及未来的经济潜力。这正是尽管对不平等的意识有所提高,IMF与世行年会却未能对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而令人失望的原因。

政策决策者似乎确信,现在还不是制定有意义计划来应对收入、财产与机会不平等的时候。但一味等待只会使问题更难解决。

事实上,遏制不平等升温的若干办法是可以实施、也必须实施的。例如在美国,一贯的政治决定曾有助于消除土地规划与继承、家庭与企业课税中内在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给富人带来了不公平的巨额好处。

与此类似,也有机会取消适用于借优惠税率获利的对冲基金与私募基金的陈旧课税方式。对高价住宅持有的课税及补贴方式也可以大幅改革。近期的最低工资上调即是有力的例证。

当然,这些措施只能在不平等上划出小小的划痕。尽管那也可算是重要而具体的成果,但要提高其效果,需要有明确目标的更具包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包括重整与激活结构改革努力、扩充总需求、清除过度负债等。这种方式将减轻当前中央银行所承担的巨大政策负担。

为使这些努力转化为国际行动,现在正是提高全球对不平等关注的时候。有些计划将直接与不平等交锋,有些将缓解引发不平等的部分因素。它们汇聚一体,将朝着缓解阻碍当代与后代经济社会福利的重大障碍的方向前进。

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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