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渊 新国家党国会议员 腐败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公害。目前韩国作为构建国家层面反腐败基础设施、扩散公职社会清廉文化的多方努力的一环,通过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实施“腐败影响评估制度”,分析并改善法令等内在的诱发腐败因素,事前阻断腐败发生。此外,2012年韩国代表性的反腐败政策“公共机构清廉度测评制度”还获得了“联合国公共行政奖”中反腐败领域的大奖。目前该制度正被东南亚多个国家借鉴。
然而,在2013年国际透明组织腐败感知指数排名中,韩国在174个国家中仅列第46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中国推进强力反腐败政策之际,反思我们的现状并探索发展方向,也是意义深远之事。
韩国从正式启动工业化的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的30余年间,创下年均经济增长率7%至8%的高速增长记录。
但在取得这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透明性和伦理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结果,即便出现违法与腐败,只要是为了国家经济增长,也不无一定程度默许的氛围,这种经济增长的阴影下残留了部分变通做法和腐败惯例。
引出今日韩国防腐败体系的强力起点,可追溯至开启“自上而下的反腐败革命”的金泳三政府时期。第一项是实施“金融实名制”,第二项是引入“公职人员财产公开”。
1993年以前,即使使用假名进行金融交易也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惯例被废除,韩国引入了要求所有金融交易由交易当事人以本人真实姓名进行的“金融实名制”。考虑到若经通常立法程序将面临巨大阻力,当局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完成实务准备后,动用宪法赋予总统的“紧急财政经济命令权”,突然付诸实施。通过金融实名制,韩国得以具备追踪黑钱流向的法律与制度基础,而这项制度连更早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至今尚未实行。
另一项强有力手段是“公职人员财产公开”。韩国早在1981年为防止选任职及高级公职人员腐败,就规定副部长级以上公务员须登记财产,但因内容不予公开而缺乏实效。1993年在国家领导人的决断下,登记对象从副部长级以上扩大到四级以上,尤其规定一级以上人员须将登记财产向公众公开。美国也实行高级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但采取公开财产清单的方式,并不像韩国那样公开财产金额。
如此不仅公开就任公职时点与离任公职时点的财产,还要求在任期间每年向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申报财产变动情况,并刊载于政府公报,使全体国民得以透明地了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
更进一步,从2002年起股票交易明细也纳入审查,自2005年起,若持有可能产生职务利害关系的股票达韩华集团3000万韩元以上,则须强制进行股票白纸信托,从根源上阻断利用履行公职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增值股票价值的余地。
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随着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的签署等国际社会反腐败动向增强,国内则因1997年经济危机而兴起使社会整体体系先进化的动向。尤其是由市民团体与学界发起讨论,“自下而上的反腐败改革”潮流加强,其结果是2001年制定了“防止腐败法”,2002年设立了“防止腐败委员会”。
韩国政府将防止腐败和提升国家清廉水平选定为主要课题,并以法治将国家反腐败体系系统化。现任朴槿惠政府以“非正常的正常化”作为国政运营的关键词,集中政府力量先行改善既有的非正常惯例、腐败与制度。
作为这些努力的一环,韩国正推动制定《禁止不正当请托及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该法核心内容是,公务员即便是从与自身职务无关的人那里收受100万韩元以上的财物或款待,即使不具对价性也可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的推动,旨在打破现行法下因难以证明“职务关联性”和“对价性”,导致许多腐败犯罪者在审判中被判无罪的现实。若该法成功制定,预计将取得可与1993年反腐败改革措施相媲美的重大成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1年期间保持每年10%左右的高增长率,在即将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际,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在“廉洁政治建设”目标下展开了举世瞩目的强力反腐败斗争。中国人民对习主席“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强力反腐败行动寄予很大期待并给予赞誉。
这样的反腐败运动将成为中国超越经济增长、再上一个台阶的动力,并将防止一般民众权益受侵害、使法治得以确立,从而让中国社会更加透明。
甚至包括对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腐败案件在内,对腐败高层人士的司法处理正毫不迟疑地推进。
对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与自我牺牲,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国家格调的提升并予以称赞,尤其韩国作为积极的国际合作伙伴,支持中国的反腐败政策。
中国伟大思想家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的《亡征》篇中说:“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
此外,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曾说“把个人或国家引向没落的最确定捷径就是腐败”。可见无论古今中外,腐败问题都左右着国家的格调,乃至存亡。
任何国家都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完美的反腐败制度。必须配合社会发展水平不断修正和发展制度。
无论韩国还是中国,都已来到这样一个时点: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清算部分已固化为惯例的腐败,根除默契式腐败,并全面升级社会体系。
为支撑这一点,必须以法律形式加以制度化,使反腐败政策依法治而非人治来执行。
不仅如此,还应通过韩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类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更有效率地实现反腐败政策。
最后,有必要在清算已固化为惯例的腐败残余、提升社会整体体系这一国民意志的基础上,持续加强韩中两国为提高透明性而进行的国际合作。
真诚期待今后韩中两国分享反腐败政策经验,建立持续、全面、综合的应对体系。/金世渊 新国家党国会议员(釜山金井区连任议员,现任国会国防委员)
*本专栏是14日在中国北京新国家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反腐败为主题举行政党政策对话时,金世渊议员发表的主题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