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署(UNHCR)最高代表纳维·皮莱今年7月应联合国大会要求发布了题为《数字时代的隐私权》的报告。报告称:"全球各国政府一方面依赖民营企业扩大数字监听,一方面又对此加以隐瞒","各国政府为获取民间内容和元数据,同时使用合法与秘密手段"。这是在警告,网络空间中国家权力实施的监听正在全球发生,个别企业因此有被卷入"并非其所愿"的人权侵害争议的风险。
自互联网成为表达自由最便利的广场之后,希望扩大网络民主的动向与企图压制它的"老大哥"(垄断信息以控制社会的权力或体制)之间的冲突,在海外同样成为最热门的争议话题。
将网络审查用作社会控制手段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当局森严的网络监视体制甚至催生了仿照"长城(The Great Wall)"造出的新词"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在正在进行的香港示威方面,中国当局也对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微博(中国版Twitter)、微信(中国版KakaoTalk)等全面审查,并封锁《纽约时报》(NYT)、《华尔街日报》、彭博等主要外媒的网站。英国《金融时报》(FT)近日报道,部分香港示威者为躲避政府当局的监视,更积极地使用无需互联网即可聊天的移动应用程序。这可以说是因KakaoTalk监听争议在韩国出现的所谓"网络流亡"的香港版。
去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出身的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安全当局无差别收集个人信息的事件,使全球意识到网络空间的"老大哥"争议并非只是独裁国家或落后国家的事。最终,谷歌、苹果、Facebook等知名全球信息技术(IT)企业的代表公开要求对美国政府滥用式的互联网监听进行全方位改革,称其"正在威胁技术产业"。本月初甚至发生了Twitter就美国当局的信息提供要求向政府提起诉讼的事。韩国法务部限制Twitter公开政府有关国家安全的信息提供要求事项,Twitter主张这侵害了表达自由。
包括前述中国的事例在内,在残留共产主义遗产的国家,网络审查臭名昭著。这也是为什么将国家机关主导的网络审查比作前苏联对巴尔干的控制,称之为"互联网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俄罗斯今年因乌克兰局势等与西方矛盾升级,决定将要求外国互联网企业把俄罗斯用户服务器设在俄罗斯境内而非海外的法律提前实施,近来接连强化网络控制措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近日发布报告诊断称:"为防止互联网的巴尔干化,亟需引入新政策,包括取消管制,使数据能够自由跨越各国国境,并克服威胁网络上各种应用程序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