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01

【座谈会】处于十字路口的在野党…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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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野党座谈会的李学永(左起)、李言周议员,京畿大学教授崔进/权旭 记者 出席在野党座谈会的李言周议员/权旭 记者 出席在野党座谈会的李学永议员/权旭 记者 出席在野党座谈会的京畿大学教授崔进/权旭 记者 →第6篇:派系间矛盾……问题何在?

对谈=安义植 Seoul Economic Daily政治部部长(主持)

出席者=△新政治民主联合议员李言周 △新政治民主联合议员李学永 △京畿大学教授崔进

△主持=新政治民主联合内部存在多种派系。有强硬派与温和派,也有围绕特定政治人物的派系等等。但有不少意见指出,这些多样的分歧未能在党内产生协同效应,反而相互冲突,只带来矛盾。希望梳理一下派系矛盾的根源。

△李言周议员=我不属于任何特定派系,每逢党内选举,我投给谁就会被归类为某个派系。我们党并不会从理念路线的角度把某人归为这种路线或那种路线。很多情况下会根据议题交叉变动。我认为,被视为路线的党内中间派、进步派,实际上是实现价值的方式上的差异。

我们的议员成长背景各不相同。所谓被归为强硬派的人,多出身市民团体或学生运动圈;而被归为温和理性派或中间派的,大多是专业人士出身,或在地方从基层做起、从地方议员起步的人。

也就是说,所谓强硬、中间,实际上源于议员们各自经验带来的文化差异。因为他们一路走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以我为例,我是专业人士,一直在双方交易之间做谈判,所以习惯于协商。在现场从政的人是做地方议员、在现场协调民众诉求中成长为政治人物的。反之,市民团体或运动圈出身者是为了贯彻某种主张而站在一方发声的人。我认为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各自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认为需要加以协调,这也是我们应当多加讨论、在内部加以整理的部分。例如,在要求民主化的过去那个时代,通过集会等方式,以冲击疗法向国民展示事态的重要性。但通过这些方式是否能够达成我们想展示、想提出的目的,还是会产生反效果,需要就这种方式展开讨论。

而且不是只靠我们就能解决,执政党也需要为这些作出改变的努力。即便我们协调、理性行事,如果执政党不跟上,国会也不会改变。

△李学永议员=新世界党与新政治民主联合是历史、文化和利益关系不同的组织。新世界党很简单。其框架是把全部资本投向企业,通过企业实现增长,以富国强兵养活国民。历代现代化都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的,不用解释,新世界党是可预测的,其成员出身官僚、企业或专家,不多样也不复杂。

产业化之后,阶层大量分化。建设产业国家时有主导的势力和劳动者势力,而劳动者势力更加多样化。劳动者中有大企业劳动者,也有非正规职,还有打零工的,并非单一势力。

想法也变得更加多样。仅以女性运动来说,群体内部就有赞成和反对堕胎的意见,对未婚妈妈或被收养儿童的立场也各不相同。在野党的处境是必须承载这些多样化的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问题。随着进步政党(正义党、统合进步党)的削弱,新政治民主联合必须代表更广的光谱,因此如何加以汇聚的问题更加突出。

△李言周议员=我赞同李学永议员的看法。只是我想指出的是,我们是吸纳多样市民的能量,在国会进行协商,而不是由我们去做那些多样的运动。因为我们是必须解决问题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崔进教授=如果新政治民主联合真的认识到自己处于极为迫切的危机中,找到本质性的答案并不难。本质问题在于,如今21世纪的国民生活在感性时代,而新政治民主联合仍活在20世纪。去光化门的大型书店看看,政治、经济类书籍没有,大多是心理学书籍。经济类书籍中也没有实体经济,行为经济学相关书籍才是畅销书。不能不把握心理因素。归根结底是能否很好把握国民心理的问题。若沉溺于保守、温和、中间这些标签,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的国民各不相同,但表现出来的大众心理是一致的。大众想要经济,希望不要搞政治斗争,想要的东西非常简单。相反,新政治民主联合的资深人士却全体出击搞派系政治,想着在明年党代会上握住党权就能掌握提名权、进而影响大选。照这样下去,无论党权还是大选都只会同归于尽。我真想给这些资深人士上一课。资深人士无论是达成君子协定还是向国民作出宣言,都应停止大众不希望看到的事。

从这个角度看,新政治民主联合要争取、要交手的对象不是朴槿惠总统,也不是执政党,而是国民。应当展现出研究和思考如何赢得民心的姿态。

感性时代的解法很简单。不需要宏大政策和了不起的战略,只要提出并展示合乎民心的话语,例如虽是小政策却能让平民感动的政策,国民就会感动。在这个简单的感性时代,如果不懂大众的政治心理和逻辑,陷入庞大的政治工程逻辑,就无法自拔。

看德国政治就没有派系。德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政治人物最受尊敬。历届总理都没有牵涉过亲属腐败。即使我们达不到那种程度,如果在野党眼下崩坏,政治就会倒退,受害的是国民。文喜相紧急对策委员长说船只剩12艘,在我看来连5艘都不剩了。必须迫切地认识形势。

△李言周议员=我有同感。李学永议员也一样,我(对我们党的状况)感到窒息。我不止一两次想过,我当国会议员就是为了做这些吗。甚至在家都睡不着觉。虽然谈到派系结构,但我除了坚守自己的信念别无他法,所以就不加入任何派系地生活。周围人还替我担心,说这样下去会不会因为没有派系照顾而完蛋。

我原本一直过得不错,年轻时家道中落,经历过跌落街头的谷底,于是怀着一份朴素的心开始从政:希望社会结构和安全网能让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减少,万一遭遇那种事,也能安全地在国家的怀抱中生活。最近走访选区,能看到经济不景气。挂牌转让的店铺不是一两家,我会想“这些人把店转出去后要去摆路边摊了吧。他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大潮流,但本应为缓解它而竭尽全力地努力和讨论,可我却想“我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党的议员们确实都怀有使命感,但应稍稍回到初心,哪怕是小事、哪怕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要尽最大努力。

选举党领导人时,也应选最能做好这些事的人。标准应当是“谁最能为我们的国民做好事”,而不是谁和我亲近。当然可以有见解上的差异,但至少作为新政治民主联合的议员,目标应当一致。要从长远出发,把现在能做的事做到最好,让国民觉得“那些人在不眠不休地努力”。

△崔进教授=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派系不可避免,那派系首领们不是应该聚在一起、凑到一块儿思考民生问题吗?例如,不是应该出现“派系首领们聚在一起商议至深夜过后”这样的报道吗。应从展现一点诚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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