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举行的前KB金融控股董事长鱼允大离任仪式上,已内定为下任董事长的时任社长林英禄在座。首席执行官(CEO)培养计划的缺失,一代接一代地在KB的治理结构上留下伤痕。/=联合新闻
麦当劳CEO猝逝后一天内即选定继任者等 每当发生突发变数即启动经营继任计划
GE继任者培养计划成为重用内部人才的典范 董事长任期届满数年前即选定候选人群进行职务评估
谈到韩国金融产业的落后性时,每次都会提到的就是治理结构。KB金融事件充分显示了错误的治理结构能够让一个正常的组织荒废到何种程度。
发达国家的全球企业又如何呢?
2004年,全球企业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CEO)詹姆斯·坎塔卢波因心脏病猝逝。麦当劳并未手足无措,而是任命店员出身的查理·贝尔为继任CEO。这是仅用一天时间完成的超高速举措。然而7个月后,贝尔也被诊断出结肠癌。
这一次也没有成为问题。董事会任命经营层之一的吉姆·斯金纳为新任CEO。
麦当劳每当发生突发变数,就启动经营继任计划,避免了CEO突然空缺的局面。麦当劳被视为理想治理结构的代表性案例。
把麦当劳与KB金融叠加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合节拍。
KB金融根本没有所谓的CEO继任计划。结果最重要的继任CEO选举被搁在一边,如今董事会被推上舆论的砧板。这是奇妙的现象。
金融当局高层人士指出:“麦当劳案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具备了市场能够信赖的治理结构体系”,“拥有CEO选任权的董事会被指为不信任的对象,意味着治理结构就是如此落后”。
◇体系化的CEO继任与培养计划是当务之急=在金融产业治理结构改善工作之前,必须记住的是继任计划与继任者培养计划应当加以区分。
前者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CEO空缺来谋求组织稳定,后者则可通过选出具有正统性的CEO来促进组织团结。
法国系金融公司法国巴黎银行被视为经营继任的典范案例。
1993年至2002年兼任CEO与董事会主席的米歇尔·佩伯罗于2003年辞去CEO后,两名首席运营官(COO)之一的博杜安·普罗被任命为新任CEO。2011年佩伯罗卸任董事会主席后,该职位由普罗接任。下任CEO则由COO之一的让-洛朗·博纳菲出任。权力交接如登台阶一般自然,没有出现杂音。
这得以实现,是因为具备了市场能够认同的经营继任制度。
法国巴黎银行采用内部多名候选人竞争方式的CEO继任模式。集团设有2名COO,他们就是下任CEO的候选人。在CEO任期届满6个月前,启动确定CEO最终候选人的流程。
这与韩国差别巨大。拥有CEO选任权的董事会专断横行,而所有这些过程都在密室中进行。继任格局的不确定性成为外部干扰的源头。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就是政治金融与“空降”惯例。
与新韩、韩亚金融通过董事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提出候选人不同,KB金融通过多家外部咨询公司拟定候选人名单。虽然披着开放式的外衣,实际上却成为外部干扰的源头。
◇要树立CEO正统性,急需CEO培养计划=回顾来看,KB金融每次CEO人事都会引发杂音。围绕是否合适,劳资总是不得不对立。这是缺乏正统性的CEO人事所造成的破裂声。
全球企业GE被评价为通过继任者培养计划维持内部继任的典范案例。
GE运营的继任者培养计划既是长期的,也是体系化的。流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首先,针对总部及子公司的3000余名干部级员工拟定名单。之后通过以业绩为主的评估体系筛选出500人,再经同样流程精简至20余人。最后挑出最终3名继任者候选人。
GE前任董事长杰克·韦尔奇在自己任期还剩7年的1994年,便通过董事会选出了23名CEO候选人。此后历经6年多时间进行职务履行能力评估,最终确定杰夫·伊梅尔特为继任者。
特别值得记住的是,GE案例中把“至少10年GE工作经历”作为CEO候选人的考量项目。
按照这一规定,KB金融的前董事长鱼允大、董事长林英禄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能性。同时这也成为培养继任者的名分与动力,进而带来对内部人才的重用。
一位金融界高层人士表示:“正如NH金融控股董事长任钟龙的例子所示,并非外部人士就一概不好”,“但在组织内部经历长期培养过程的内部出身者,可以避免正统性争议”。
◇只在边缘敲鼓的金融当局=要拯救正在搁浅的KB金融,尽快选任下任CEO十分紧迫。然而依赖个人只是对症疗法,必须以制度作支撑。
2011年,韩国金融监督院作为新韩事件后续对策的一环,要求各金融集团运营“经营层继任者培养计划”。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包含网络培训课程之类内容的培养计划毫无实效。金融监督院也疏于事后管理,治理结构改善对策沦为只在边缘敲鼓。正因如此,在错误治理结构的真面目已充分暴露的当下,必须以强有力的意志制定后续对策。
金融当局人士表示:“2008年韩国国税厅改革之风兴起时,韩国企划财政部曾通过咨询公司撰写委托报告书,其中包含了领导者培养计划”,“然而在委托结果出来之后,什么都没有推进”。该人士强调:“要防止KB金融事件再次发生,必须辅以当局的事后管理与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