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16

[CEO专栏] 化解社会矛盾的正确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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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期围绕“世越号”特别法的激烈对立所显示的,韩国社会的矛盾程度前所未有地高。严重的社会矛盾必然引发巨大的社会成本。

两极分化、代际矛盾、地区矛盾等社会矛盾产生的结构性原因多种多样,且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轻易解决。因此,政治领域便具有了重要意义。

戴维·伊斯顿曾将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换言之,政治是一种并非依据市场原理或家庭(共同体)原理,而是以权威、权力的原理或手段来分配稀缺价值的系统。

政党、媒体、市民社会等参与“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一政治系统的人(群体),不应放大社会矛盾,而应朝着调解、缓和、化解的方向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世界级学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对美国社会进行历史分析后指出,“并非经济不平等催生了政治极端,反而是政治两极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进行政治合作时经济不平等得到缓和,而极端对立时不平等加剧,这一事实对韩国社会也颇具启示。

政治两极化加剧经济不平等

保守对进步式的阵营逻辑与对立在韩国政治和市民社会中盛行。在理念对立和贴标签之中,认真的讨论和理性的意见正被窒息。韩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无法仅凭二分法来诊断和解决,这连三岁孩童都懂,但问题却在派系、阵营立场中被扭曲和误导。在划分阵营的过程中,一旦被打上“对方阵营”的烙印,对方的意见便不再是讨论对象,而成为击破对象,理性的意见也遭到贬斥。

要使包括政党以及媒体、市民社会、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广义政治发挥其本来功能,必须确立两项原则。首先,必须进行基于事实(fact)的理性讨论。阵营逻辑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讨论并不从基本事实出发。若依据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事实,而是被操纵或重新解释的事实,或者充斥着毫无根据的逻辑跳跃,就无法形成理性讨论。

此外,近来通过社交网络服务(SNS)等传播的各种怪谈、传闻、人身攻击性言论等,也阻碍了基于事实的理性讨论。

只有强化以信任与沟通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社会成员才不会追求排他性利益,而是相互合作、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做出贡献。以色列哲学家阿维沙伊·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曾界定:“文明社会是社会成员之间互不侮辱的社会,是社会制度不侮辱人的社会。”韩国社会不仅远未成为正派社会,距离文明社会也还相差甚远。当务之急是努力解决人人争先嘲弄、侮辱对方已成日常的社会痼疾。

第二,应基于韩国社会的普遍价值探索理性的替代方案。世界上存在并且应当存在多种理念与价值。但若是要真正推动韩国社会变化与发展的政策方案,就必须立足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共识的普遍价值。称之为宪法价值亦可,称之为国民常识亦无不可。

探索以事实与普遍价值为基础的方案

只有以这样的普遍价值为基础,才可能探索出改变韩国社会的理性方案。若某种主义、主张脱离了宪法价值和国民常识,就应在社会反馈系统中被过滤和批判,而这一系统必须被激活。正如德国出身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言,在民主主义中公共领域尤为重要,具有同一世界关联性而存在的多样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核心,而在公共领域中,只有那些适合观看与聆听、并被认为具有相应价值的东西,才能散发公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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