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金融事件中暴露出的韩国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的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自韩国金融业的特殊性。具体包括:△金融控股体制历史较短 △银行占比过高 △缺乏所有者(ownership)等,这也是治理结构风险主要产生于人和错误惯例的原因。然而,在短期内改变产业特性并不可能。最终的结论是必须靠制度、体系以及运营之妙来加以防范。专家建议:"必须明确会长与行长的责任和权限,并借此机会修正被批评为'屋上架屋'、'为人设岗'的控股公司体制在运营上暴露的缺陷,对治理结构整体进行'手术'已迫在眉睫。"
最终并非体系问题,而是运营之妙
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出现了金融控股体制无用论。有意见指出,金融控股体制与引入初衷不同,被用作维持权力的手段,且不符合银行占比较高的韩国金融业特性。
然而,也有不少人指出金融控股体制是运营的问题。接连发生的治理结构风险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号人物与二号人物之间的权力暗斗。简单来说,与其说是体系问题,不如说是运营问题。
更何况在全球金融业大型化、兼业化的形势下,作为控制塔的控股公司的存在必不可少。此外,如果不采用金融控股体制,最终只能由银行代行该角色,而非银行比重越高,另一种形态的权力对决发生的可能性也越高。
某金融控股公司高层人士表示:"2001年首次引入控股公司体制时,控股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反目程度是现在无法比较的严重,随着时间推移已经修正了很多部分","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控股公司体制,而不是抛弃它"。
应为控股公司结构增添细节
虽说金融控股体制与引入初期相比已大有改善,但细节不足确是事实。实际上,接连发生的治理结构风险源自人和错误的惯例。在体系影响力无法触及的部分,以"惯例"之名进行的事情最终演变为权力暗斗。
2011年,韩国金融监督院曾要求韩国国内金融公司制定"经营者继任者培养计划"。结果许多金融控股公司都制定了计划,但内容空洞。因为在金融公司自身缺乏积极意愿的情况下,这些计划只是按照当局的指示"被迫为之"而制定的。
以友利金融控股为例,其会长候选人资格条件包括:△对金融业有高度见识 △对控股公司体系的理解 △足以领导集团的领导力等。由于资格条件缺乏具体性,候选人推荐难免出现"因人而异、标准不一"的情况。
明确会长与行长的权限与责任
金融控股公司会长与银行行长之间的权限与责任边界也需要明确。就在几年前,四大金融控股公司都还保留着控股公司社长这一职位。但如今保留社长职位的一家也没有。因为大家认识到社长这一职位只是屋上架屋。
成为KB金融事件中间导火索的寺院寄宿(Temple Stay)事件,追究起来也源自会长与行长之间序列划分的模糊。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立场看,银行行长只是众多子公司中的一位负责人。但考虑到银行在金融控股公司中所占比重,银行行长希望获得与其他子公司负责人不同的待遇。治理结构风险的萌芽就从这里开始。
LG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郑成泰表示:"此次KB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韩国金融控股体制呈'屋上架屋'结构","应通过明确金融控股公司会长与银行行长之间权限和责任的合理治理结构改善,确立稳定的经营体系"。
CEO继任与培养的双轨式思路
在比较当前KB金融事件与五年前新韩事件时,许多人指出最大的差异是有无正统性。看到为了保住位置而将整个组织卷入其中、犯下失误的KB金融会长林荣禄,人们批评这是缺乏正统性的"空降兵"必然的结果。
KB金融是四大金融控股公司中唯一没有下届会长培养计划的公司。只有由9名外部董事组成的会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以非常设形式运作。特别是会长候选人名单通过外部咨询机构拟定,因而受外部变量左右的可能性较高。KB金融一号人物与二号人物之间矛盾频发绝非偶然。
也有意见指出,为防止空降兵争议、确立内部员工晋升惯例,应从区分会长继任与会长候选人培养开始。被认为继任者培养体系最完善的新韩金融,以主力子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为对象推进会长培养计划,并保障他们对下届会长职位的优先权。结果是,通过优待内部出身更易确保正统性,同时也可事先阻断空降兵。
应强化董事会的制衡功能
董事会的责任与权限也需要明确。
在KB金融事件走向失控的过程中,控股公司董事会始终沉默不语。在5月KB金融事件浮出水面四个月后,董事会才给出解释称:"多数董事的共同意见是,为了组织稳定,林会长自行作出明智判断更为妥当。"在主力子公司国民银行行长辞职、控股公司会长职务被停止这一前所未有的经营空白状态下,董事会仅得出了"由会长自行处理"的结论。
KB金融董事会此前就一直被质疑中立性。而其他金融控股公司又能否摆脱中立性问题呢。
金融当局高层人士指出:"KB金融事件的另一主角是忽视制衡义务的董事会","如果拥有代表理事任免权的董事会能事先向林会长传递信息,整个集团的威信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跌落到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