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每年培养数十万人,我们只有1万人
纠正“软件=3D行业”的错误社会认知
外包服务方式也需从“人力数量”转向“用户获得的价值”
“您知道连信息通信技术(ICT)硬件产业并不发达的印度每年培养出多少软件人才吗?是25万至30万人。中国每年也涌现30万名相关人才。可我国每年仅供给约1万名软件人才。如果5年内培养不出至少30万名以上的软件人才,很快就会被新兴国家追上。”在首尔瑞草洞比特电脑总部接受采访的韩国软件产业协会会长曹贤政(57岁,见照片)回顾我国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足的软件人才现状,表达了遗憾。因为印度、中国等后发国家近来集中培养相关人才,我们具备优势的产业竞争力也可能很快丧失。韩国软件产业协会为促进软件产业发展,于1988年以63家会员企业起步,目前会员企业已达1204家。身兼比特电脑代表的曹会长于去年2月就任。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纠正对软件职业的错误社会认知和错误的软件发包方式。”他说:“一提到做软件工作,人们常认为是3D行业,其实待遇并不算差,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作量也并不特别大。”他还指出:“政府的外包服务方式也应从现行的以人力数量为标准,转向以用户获得的价值为标准进行评价,并朝着提升单个企业专业性的方向转变。”曹会长判断:“智能汽车时代将带来又一次软件革命。”
韩国寒酸的软件人才
他之所以把培养软件人才作为第一个话题,正是因为我国的现实太过寒酸。与每年培养30万名软件人才的印度、中国不同,我国每年相关专业毕业生仅3万余人,其中1万人流向硬件企业,1万人流向营销、管理等与专业无关的领域,真正实现有效人才供给的只剩1万人。
他指出:“软件业界的高级人才,其价值相当于制造业的一条生产线”,“一直以来我主张培养30万名软件人才,但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中国、美国相比,这个数字也还嫌少。”
他判断,不仅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下滑问题也很严重。各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入学成绩不断下降,导致大学毕业生的能力跟不上业界要求的水平。曹会长分析,其原因在于上一代人“软件是3D行业,应该避开”的错误认知。
他说:“最令人痛心的是,上一代人告诉年轻人软件职业辛苦,阻止他们从事这一行”,“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本应达到公司能立即使用的水平,但一开始进来的就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在学校又不用功学习,因此达不到这一水平。”
作为对策,他提出应进一步加快政府近来强化软件教育的步伐。曹会长认为,中小学软件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性学习,而在于提升逻辑能力。
曹会长强调:“目前中小学课程中,除了数学几乎没有能培养逻辑能力的科目”,“美国学校通过写大量论文提升逻辑能力,欧洲开展软件相关教育也比我们早。”
对于“立即实施软件正规教育缺乏专职教师”的指摘,他反问:“如果什么都要计较,到底何时才能开始?”随后表示:“过去全国大学里有相当多计算机教育专业,如今大多消失、所剩无几,令人遗憾。”
软件费用核算方式须改变
曹会长指出,要提升软件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应改变政府外包服务的方式。软件是知识产业,却仅以投入人力数量核算费用,应摆脱这种现行方式,按软件本身的价值进行评价。因为与制造业不同,软件领域少数高级人才能创造的生产力远高于多数普通人力。
他主张:“现在政府外包课题按投入人数核算费用,结果产生了企业只大量投入能力较差人员的副作用”,“即使人数少,使用高级人才也能开发出更好的软件,而且对公司而言,节省下的费用可用于培养新人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曹会长同时提出,应将政府课题交由固定企业承担,以培育其专业性。他建议:“软件各领域也应涌现专业企业,但现在杂乱无章,只是追着不到一年的项目跑”,“从课题提出到开发、运营由一家公司承担,才能积累诀窍,作为专业企业培养人才,最终成长为出口企业。”
对于政府的软件制度与政策,他表示已有很大改善,感到安心。
实际上,政府近来提出方针,将软件维护费率从现行的8%分阶段提高到2017年的15%。在公共采购评价标准中,技术评价部分提高至90%,价格竞争力部分降至10%,软件企业之间“自相残杀”式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不过在出口方面,他认为政府主导的整体出口方式比企业各自为战更为有利,并叮嘱政府发挥这一作用。
智能汽车将重塑软件产业
曹会长预计,在众多软件融合产业中,智能汽车产业将站在改变世界的中心。如果说智能手机曾对软件乃至既有制造业进行了一次革新与颠覆,那么第二次革命将由智能汽车在10年内带来。
他还预测,随着智能汽车产业的走向,国家竞争力也将被完全重塑。他同时警告,如果软件产业像现在这样持续低迷,位居世界贸易规模前10位的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可能迅速下滑。
曹会长强调:“正如智能手机出现后数码相机、MP3播放器等多个电子设备产业崩溃一样,10年后智能汽车普及时,我国的贸易规模也很难维持现在的水平”,“我不奢望第二次汉江奇迹,若想维持现有水平,政府和国民都必须在改善软件认知和培育产业上通力合作。”
所幸的是,我国具备硬件技术和快速的网络速度。他解释:“物联网需要硬件和网络速度作保障才能做大产业,幸好我们两方面都较强”,“10年前提起相关话题还被视为天方夜谭,如今千兆网络时代开启,构建市场将成为可能。”
最后,曹会长以“软件也是心理”一语强调,确立为软件支付合理价格的文化十分重要。他有力地表示:“就拿我们最近常用的首尔公交应用来说,仅因为使用了公共数据,地方政府乃至公交公司、国民都没有向开发者支付费用”,“‘只有付钱的才是傻瓜’这种心理很普遍,但希望大家明白,开发者有动力,才会有更好的产品。”
He is…
△1957年生于首尔 △首尔龙门高中、仁荷大学电子工程系 △1983年创办比特电脑(代表理事会长) △梨花女子大学、仁荷大学兼任教授,汉阳大学特任教授 △2001年韩国软件产业协会副会长 △2005年韩国风险企业协会会长 △2013年起任韩国软件产业协会会长
比金范洙、李海珍早15年的“第一号创业者”……奖学基金已运营15年
■ 曹贤政会长 曹阳俊 记者
韩国软件产业协会会长曹贤政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了风险企业。1983年,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曹会长与2名员工在首尔一家酒店客房里创办了至今仍由他担任代表的比特电脑。这比如今活跃并左右国内信息技术(IT)业界的李海珍的NAVER集团议长、金范洙的Kakao集团议长早约15年,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创业者”。
在“风险”一词和“软件”一词都还陌生的年代,曹会长回忆创业时期说:“如果当时是人人都能创业的环境,也不会有今天。”
他解释:“正因为当时谁都没做,才得以培养竞争力。”没有亮眼的“资历”,也没有人脉,仅以450万韩元资本金骤然起步的公司,今年迎来创立31周年。以曹会长创业为起点,直到2000年代前夕,李民和前Medison会长(1985年)、李灿振前韩文与电脑代表(1989年)、安哲秀AhnLab创始人(1995年)等一批重量级第一代创业者相继登场。
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他也在培养韩国软件人才方面走在前列。2000年设立的“曹贤政基金会”,学生资助事业已持续15年。从初期至今,共有246名奖学生获得每年超过1亿韩元的资助。
曹会长表示:“与单纯给钱了事的既有奖学基金不同,我们选拔高中二年级学生作为奖学生,通过发放奖学金一直资助到大学二年级共4年,进行持续管理”,“优秀人才若因非自身意愿而失去愿景,对个人乃至国家和社会都是巨大损失。”
那么第一代创业者眼中的现实如何?他遗憾地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直到近来的“创业(start-up)”热潮,创业热以一定周期反复出现,但对创业的挑战及支撑其发展的投资,仍未摆脱过去“泡沫”的冲击。
曹会长说:“2000年一年间,KOSDAQ指数从2900点崩跌至500点,陷入无法自拔的状态”,“价值中的泡沫、创业企业本身的道德风险固然可以指摘,但首先要营造(让创业企业能够成长的)环境。”
对谈=李钟培
摄影=权旭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