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1965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等,并于1974年取得美国国籍,说他的诺贝尔奖完全是在美国取得的也不为过。
但他放弃了诺贝尔奖得主可享的安稳晚年与荣光,恢复出生地台湾的国籍并返回故乡。原因是他希望为因中国急速崛起而遭遇韩国及西方国家断交等困境的故土做些什么。
他主导设立台湾中央研究院,引领台湾科学界复兴。结果科学的重要性受到关注,成果开始显现。民众尊称他为“台湾的良心”。李远哲并未止步于此,还创办“亚洲科学营”等,带头培养亚洲各国的年轻科学英才。
高木贞治在20世纪初赴德国留学。当时在顶尖数学家之中被评价为独一无二。他是现代数学之父大卫·希尔伯特最疼爱的学生。然而留学结束后,他拒绝了众多研究所的邀约,回到当时数学落后的日本。归国后通过研究完成了构成数学一大支柱的“类域论”,并以著述和教育将现代数学传播到日本。
高木赴德留学时,日本只有一所大学教授数学,而后日本却能培养出3位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得主,后辈学者谈及其背景时毫不犹豫地说:“多亏了像高木那样的先驱者。”
相反,20世纪60至70年代赴美国或欧洲留学的韩裔科学家大多在当地扎根。但也有一部分人称“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以引进科学家的名义归国。研究条件和待遇远不如国外,但他们凭爱国心站在韩国经济增长的前沿。
时代变了。不仅科学,科学家也在失去国界。只要条件更好、能做出优秀研究,就奔赴任何地方,这是当今时代的常识。这意味着仅凭爱国心已难以吸引优秀人才。
近期韩国贸易协会以有意赴海外深造或就业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71.5%回答“会回国”。对此也有解读认为,这是人才外流转向人才循环的信号。
然而在现场,科学界受冷遇的争议依然不断,能做出卓越成果的人才更倾向于在海外知名大学工作而非归国。每逢政权更替,吸引海外韩裔科学家的各种计划便会出台,但成果未达预期。中国通过“鲑鱼项目”让本国科学家回流,从而在科学界不断扩大影响力,这令人羡慕。
“人”就是未来,这一点谁都明白。如今该思考的是,为了让引领未来的韩国的李远哲、高木毫不犹豫地归来,我们能做什么、又必须做什么。这样的思考再多也不算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