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阻止通缩,还是先制定精细的家庭负债对策?”
若两者都是眼前的现实,那么阻止通缩更为优先。由“需求萎缩”引发的通缩,曾与实体经济衰退交织,演变为严重的“恐慌”。1870年代美国的“大通缩”,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较近的日本“失去的20年”,原因都是需求萎缩导致的通缩。痛苦的历史已确认通缩比通胀更危险,此后“D”便成为“恐惧”的对象。这也是日本大举放水、欧洲警告通缩危险并着手制定强力对策的原因。
对韩国经济的警告声也很高。低物价状态持续,实体经济长期不振。8月消费者物价上涨1.4%,连续两个月放缓,已连续22个月处于1%区间,大幅低于韩国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2.5~3.5%)。加上内需萎缩等实体经济状况不佳,也有人担忧“韩国是否也将陷入通缩局面”。在此情况下,作为经济主管者,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异例地诊断称“韩国已处于通缩初期”,此后恐惧进一步加深。
那么韩国是否处于通缩入口?有人认同,但更多意见认为“还未到那种程度”。部分经济团体甚至对崔经济副总理的诊断表示疑惑。依据如下:代表基调性物价走势的“核心物价(不含农产品、石油类)”处于2%区间。8月为2.4%,是2012年2月(2.5%)以来最高,预期通胀率达2.8%。而且物价下跌并非出现在商品和服务的全面领域。8月农水产品下跌4.8%,但工业产品上涨2.1%。经济增长率预期值虽有下调,但仍在3%中后段。这意味着物价和经济景况都尚未到严重程度。
那么散播“D的恐惧”的原因是什么?通缩一词是在包含放宽住房抵押贷款成数(LTV)、总负债偿还比率(DTI)等内容的新经济团队经济运营方向公布后才正式登场的。经济运营方向公布后的批评之一便是“缺少家庭负债对策”。与发达国家不同,韩国家庭负债自2008年以来每年激增8%(OECD统计),已突破1000万亿韩元。S&P再次将家庭负债列为韩国经济的风险因素。尽管如此,新经济团队并未推出任何与家庭负债相关的对策,甚至给人一种刻意忽视的感觉。这也是有解读认为,抛出D的恐惧是为了尽量减少家庭负债争议的依据。
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为刺激经济而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的迂回施压,还有观点认为这是为2~3年后的主要选举布局,即为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而着力提振房地产、证券等民众能切身感受的资产市场。
崔经济副总理是三届议员出身的政治家,也担任过执政党院内代表。其发言方式虽出身官僚,却与既有官僚出身的长官不同。一方面坦诚,但“夸张”的表述也不少。然而,为特定目的只坚持一方时,3~4年后带来的后遗症十分猛烈。因此,既看前方也兼顾左右的舵手角色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