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好式承诺与立法滥发,福利预算年增7%
国税增长率仅5.7%,国家财政或陷入“天坑”
通过财政改革扩充税收……须抑制福利支出增长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问题加剧,急剧膨胀的福利成本正在激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矛盾。进入2000年代以来,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政府,都滥发与福利相关的讨好式承诺和立法,而对成本负担的解决方案却明显不足。照此下去,可能会给未来的子女一代留下巨额债务,相关争议不断。事实上,每当有福利政策相关新闻报道,网络社区等平台上就不断出现批评文章,称这将以税收炸弹的形式回到未来一代身上。
李明博政府执政首年即2008年,广义福利预算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保健·福利·就业约67万亿韩元,教育约35万亿韩元),但财政健全性的确保却不足。此后相关支出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现政府上任后福利预算的结构调整依然不足。虽说是为了国民幸福,但有观点指出,稍有不慎就可能让国家财政陷入名为福利的巨大天坑,遭遇崩盘。
照此趋势,预计4年后的2018年,国税收入约280万亿韩元,而用于福利的国家资金将高达约200万亿韩元。10年后的2024年,福利成本将突破300万亿韩元。这是Seoul Economic Daily以政府既有预算编制明细和至2017年的中期财政计划为基础,分析2008年以后10年间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所得出的结果,并据此推算2018年以后的预算编制规模。
分析结果非常严峻。首先,广义福利预算在2008年以后10年间年均增长7%(保健·福利·就业7.3%,教育6.4%),而国税收入仅增长5.7%。按此速度,福利预算突破300万亿韩元后,突破400万亿韩元和500万亿韩元各需4年(2028年、2032年),此后突破600万亿韩元仅需2年,从2047年起每年福利预算将增加100万亿韩元以上。以这种不断膨胀的福利支出结构,根本无法正常维持国家财政。
即便如此,这还属于较为乐观的分析。今后福利支出需求很可能比当前趋势增长更快,而国税收入的增幅则可能进一步放缓。因为随着低出生率与老龄化加剧,被抚养人口的增长快于抚养人口,且经济增长也在持续放缓。当然,政府除税收之外还通过税外收入(各种公课金、手续费、国有财产出售等)和基金收入来补充财政,但这些终究是辅助手段,且用途多受限制,不适合作为稳定财源。
不断膨胀的福利成本将原封不动地加重作为未来一代的青年层负担,必然导致代际矛盾。按当前趋势,21年后的2045年,福利预算将超过国税收入(1272万亿韩元>1268万亿韩元),出现逆转现象,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这意味着如果现在不立即为“福利支出超速”踩下刹车,20多年后当现在的子女一代成为经济活动主力时,将不得不承担这笔烂账。
解决之道在于扩充税收,并强力抑制过度的福利支出增长。尤其抑制福利支出增长的关键,在于降低相关预算中法定支出项目的比重。所谓法定支出项目,是指以法律强制规定、政府不得随意调整的项目。一旦法定支出项目确定,即使资金不足,政府也必须推进。这无异于在国家财政上钉下木桩。
法定支出项目在福利预算中增速最快。以法定支出福利预算走势及展望资料(自2010年预算起公开)为基础分析2010~2017年,年均增长率高达8.5%。2010年略低于50万亿韩元,今年逼近70万亿韩元,到2017年将接近90万亿韩元。若以同样速度持续增长,2019年将突破100万亿韩元(约104万亿韩元)。
韩国企划财政部预算室一位干部担忧地表示:“政界为吸引选民滥发讨好式福利承诺,并将其以法律形式制度化,导致法定支出福利预算激增”,“若这种民粹政治持续下去,可能会遭遇与南欧类似的严重财政危机”。
政府为抑制法定支出预算暴增,近来也在推进引入“支出对应筹资(PAYGO)”制度。该制度规定,引致财政支出的法律案只有在提出适当财源筹措方案的情况下,才能在国会通过。财政专家支持这一做法,认为引入该制度在抑制未来福利项目滥发方面意义重大。但该制度对既有已确定的法定支出项目无能为力。这意味着即便引入,也只能抑制年均已达8.5%的法定支出福利项目预算增长率进一步上升,而无法降低增长率本身。
因此,除了未来项目,还须同时对既有福利项目动大手术,即对现政府承诺的主要福利项目从零开始重新审视。可考虑推迟项目推进时间,或大幅缩减适用对象和给付金额等方案。例如,政府与执政党去年就对基础年金承诺项目的受益对象进行了大幅缩减(所有老人→收入后70%以下的老人)的手术。
财政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类努力应扩大到其他大规模福利项目。有观点指出,对全面免费婴幼儿保育等承诺项目,需要按收入水平甄选受益对象,或至少与受益女性的生育、就业情况挂钩,实行差别化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