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韩国大法院院长梁承泰和12名大法官组成的韩国大法院全员合议体正在就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作出宣判。/照片提供=韩国大法院 自2011年梁承泰就任大法院院长以来,韩国大法院一直努力推动全员合议体的活跃化。目的是多作出与最高法院地位相称的“像最高法院的判决”。
实际上,梁院长就任前仅为10余件的全员合议体案件数,在其就任后增至20件以上。此前仅1~2件的全员合议体公开辩论,去年举行了多达4次。
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大法官们一年被三万多件案件所淹没,全员合议体判决难以达到预期,这是现实。这也是推动设立专门处理一般上告案件的上告法院的原因。
虽然氛围上认为大法官被业务缠身是宿命,但一名大法官一年要处理数千件案件,难以充分履行政策法院的职能。
作为终审的韩国大法院也承担为国民伸冤的权利救济职能。但法律界内外的多数意见认为,其本质上应通过统一法令解释来提出法律价值与标准,发挥法律审的职能。
即事实关系应在一、二审中争辩,大法院则应在上告案件中判断法令解释适用是否有误,并集中于国家和社会重要案件的审理与判断。
然而随着大法官的案件负担加重,现实是没有余力对社会重要案件进行深入审查、研究和思考。因此也有人指出,即便存在需要对重要价值作出判断的案件,也未能触及根本价值,只是解决眼前可见的纠纷。
韩国大法院在需要对重要价值作出判断时,由大法院院长和12名大法官(不含法院行政处处长)展开深入讨论后,在全员合议体作出判决。
承认女性具有宗族成员资格、许可性别转换者更正性别、认可中止延命治疗的判决,均出自全员合议体。
这些都是对国民实际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判决,社会影响过大,不宜由并非全员合议体、而是由4名大法官组成的小部来判断。
梁院长就任后,在案件负担增加的情况下仍强化通过全员合议体宣示法理的职能,原因正在于此。实际上,2010年仅为11件的全员合议体案件数,翌年增至28件,去年为22件,增加了2倍以上。
但在向韩国大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要让全员合议体更为活跃,现实上力有不及。
大法官一年须处理的案件数超过3000件。去年韩国大法院处理的案件共计3万6000件,是2002年1万8000件的2倍水平。
上告审案件大多并非以法院的法律判断为问题,而是要求重新判断事实关系。因此,2002年以来10年间上告驳回率达93~95%。相反,发回下级法院要求重新判断的撤销率仅为5~7%。
韩国大法院有关人士坦言:“由于上告案件数量过多,即便有大法官们希望在全员合议体经讨论后作出判决的案件,也不得不犹豫,这是事实。”
近来韩国大法院提出“上告法院”这张牌,也正是出于这一背景。
要求减少韩国大法院案件数、强化政策法院职能的呼声,过去在法律界内外也不断出现。作为替代方案,也曾提到实施上告许可制或增加大法官人数以减轻案件负担。
韩国大法院也认为,最能确实减少案件数的理想办法是重新引入上告许可制。但上告许可制曾在1981年至1990年间实施过。当时因在未汇集舆论的情况下由军事政权引入的时代背景引起反感,加之被批评过度限制接受上告审裁判的机会,实施仅10年便被废除。
若从设立上告法院并非单纯为减少韩国大法院案件数、而是为推动全员合议体活跃化的角度来看,增加大法官人数同样是韩国大法院难以接受的方案。
也有在韩国大法院配置非大法官的法官,与大法官共同组成审判部来负责上告审案件的二元构成方案,但由于大法官与韩国大法院法官之间合议过程存在问题等,会导致上告案件处理无法高效进行。
韩国大法院有关人士强调:“既保住韩国大法院作为最高法院的职能,又让国民能够接受其所希望的上告审裁判,这样的折中方案几乎只有上告法院方案。”
若设立上告法院,在维持三审制的同时,由上告法院处理一般上告案件,韩国大法院则处理需要法令解释的案件或社会上重要的上告案件。
韩国大法院虽已着手推动设立上告审法院,但在落实到现实之前仍有许多难关要越过。
首先,在上告案件的划分标准设定方面需要社会共识。此外,为设立上告法院,还须制定和修订现有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各级法院设置法、上告审程序特例法、法院组织法等各类法令。
由于设立上告法院的目的在于切实保障国民接受裁判的权利,预计在上告法院方案最终确定前,汇集法律界内外意见的工作还将进一步推进。
韩国大法院有关人士表示:“正通过法院内部通信网汇集法官和法院公务员的意见,也通过多种方式听取社会各界各层的意见”,“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待拟定合理方案后召开听证会加以说明,综合各种意见,计划年内确定具体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