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包袱布为素材表现女性的人生,以数字书作品探究人类智性 不仅在韩国国内,海外也高度关注
从申师任堂等历史中的女性,到慰安妇老奶奶问题均受关注 将以人文学视角创作作品
幼儿园老师把六七岁的孩子们聚坐在一起,说“我们来画公交车吧”。手握蜡笔的孩子们各自在素描本上开始画公交车。方形车身加上轮子,颇像样的公交车一一出现。老师把其中一个女孩叫到黑板前,让她画公交车。可孩子只是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她手里拿着LIMITED COMPANY BOONPILL,却没有画。老师问为什么,孩子回答:“黑板太小了,画不下”,“我的大公交车进不来,黑板太小了”。这个孩子早早就领悟到,画不是只“再现”眼睛看到的形象,而是“盛放思想的容器”。后来孩子成了画家。严格地说,是超越绘画或雕塑等传统美术方式、用新媒介创作作品的“媒体艺术家”。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学造型艺术大学教授姜爱兰(见图)。
她只是没画公交车,绝不是画不好画。事实上她非常喜欢画画,最终缠着父母说想更多地学美术,进入了首尔艺术高中。在梨花女子大学主修西洋画后,怀着“更大的画”的梦想准备留学。在纽约学习一年后,她决定进入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版画系。多摩美术大学是日本权威美术大学,韩国出身的艺术家李禹焕自1973年起在此任教。她入学的1980年代初中期,韩国兴起“版画热”,姜爱兰也开始关注其他媒介。与以刻挖方式创作的木版、铜版不同,把笔触绘制的画面经化学处理制成版画的石版画很适合她。既能尽情画画,又能做成版画,很有意思。
当时姜爱兰喜欢处理的素材是“包袱布”。1986年,她在东京白田画廊和首尔双手画廊的个展上首次展出包袱布作品。
“包袱布摊开是方形的平面,系起来就成了立体的口袋。对我来说,包袱布是‘思想的口袋’。把人生的喜怒哀乐以至各种观念装进包袱布里系好。显露出的形象只是包袱布,但里面装着看不见的思想。同时,包袱布与在父权制社会中生活的女性的人生也无法分开。我用坚硬材料做成立体作品的包袱布,结果绝对解不开,也看不到里面。这就像让人想起社会上弥漫的男尊女卑思想,或永远解不开的固有观念。”
就像年龄增长思绪也会增多,随着展览一次次举办,“思想包袱布”越来越大,并不断变换出多彩的面貌。在从事包袱布创作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用包裹无形思想的包袱布包起了有形的书。因为她认为书也是装载人类思想的“思想口袋”。
“1998年的作品《我们的故事(our stories)》是用透明包袱布包裹书的作品。最终解开那块包袱布、书显露出来,可以说我的作品从‘包袱布’变成了‘书’。但无论是包袱布还是书,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两者都不是物件,而是承载‘非物质思想’的一个‘空间’。它既是空间,同时也是浓缩了许多人的人生与知识的时间凝聚体。因此,书不仅有面积、体积等物质要素,还可以视为蕴含时间的虚拟空间。从那时起,我就把书当作矩阵那样的数字概念空间来处理。”
从2000年前后开始,姜爱兰借用“书”的形态与功能,如同研究一般深入挖掘“人类智性史”这一大主题。书这一素材在古今中外的美术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但她以不同的方式切入。这就是所谓的“数字书”项目。她的书让填充其中的人类智性如启蒙之光与呼喊一般,呈现出光与声。
2006年在锦湖美术馆个展上,随着观众选择的书不同,流淌出的音乐也不同,书的影像被投射到墙上。2008年在媒体艺术专门美术馆德国ZKM展出时,她制作了5米的立方体,观众从书架上抽出其中一本书走进去,书的内容就会以影像在眼前展开。作为“为人读书的艺术作品”,例如拿着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的书进去,就会呈现他的作品世界;带着马克·罗斯科(1903~1970)的书进去,就会出现他的色面抽象画。不仅在韩国国内,海外美术界的关注度也提高了。
“光是为了展现书中蕴含时间而借用的素材。有光,存在感也就显现出来。当时距LED问世还早,所以使用了名为EL的薄型光源材料。有些人问这是否是高度新技术,但从概念上是接纳了数字虚拟空间,才称之为‘数字书’,我的‘发光的书’所追求的是模拟。就像可以阅读、从中获得人生与知识的原本的书那样。”
以“书”创作了15年的她,在28日开幕的首尔通义洞西蒙画廊个展上有了变化。本次展览中,姜爱兰关注了历史中的女性。如果说此前展现的是人类史的总论,那么现在开始了分论。
“智性史以男性的故事为主流,以崇高存在来切入的书,无论形态还是内容都带有强烈的西方倾向。但我是韩国人,是韩国的女性啊。三年前个展之后,我开始回顾我们的历史,研究了申师任堂和许兰雪轩。申师任堂与其说有自身的主体性,不如说更多带有被男性中心社会树立为值得效法的女性典范的人物性格。相反,许兰雪轩在《游仙词》这一作品中把自己立为仙界的主人公,是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因弟弟许筠而在中国、日本更为有名,是位进步女性。”
与她们相关的书,以卷轴或成捆的传统书籍形态成为新作。进而,作家以探究朝鲜女性的目光看向近代,慰安妇受害老奶奶们进入了视野。于是她走访女性家族部、分享之家、挺身队对策协议会等进行调查。
“去分享之家的那天,我心如刀割。慰安妇问题1988年首次为世人所知,1991年金学顺老奶奶首次证言了难以言表的痛苦。然而,直到1990年都生活在日本的我竟不知道这一事实,令我痛心。创作期间,裴春姬老奶奶带着未能化解的怨恨去世了。于是我把裴老奶奶最后的‘送别之路’做成了影像作品。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认为,以作家的视角解读这一事实,向世界传达、让人们认识并留给后世,是我作为教育者与作家的本分。”
姜爱兰汇集慰安妇老奶奶们的故事,把未被记录的历史收入书中。展厅二层回荡着慰安妇受害者裴春姬老奶奶生前爱唱的《少女阿里郎》,凄婉悲切。
“慰安妇问题有我无法解决的局限,所以就像过去的作品‘解不开的包袱布’一样令人郁闷。虽然精神上很吃力,但这是有意义的事,今后我也打算像科学与美术结合那样,与人文学者合作,把社会议题纳入作品。首先会更多地研究进步女性。因为在美术的作用中,不仅‘再现’重要,‘提言’也很重要。”
She is…
△1960年生于首尔
△1979年首尔艺术高中毕业
△1983年梨花女子大学西洋画系毕业
△1987年日本多摩美术大学硕士
△2001年艺术仙斋中心个展
△2006年锦湖美术馆个展
△2008年西班牙塞维利亚双年展
△2009年日本多摩美术大学博士
△2009年德国ZKM美术馆群展
△2010年中国南京双年展
△2011年西蒙画廊个展
△201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个展“数字书图书馆项目”(2012年)
△1994年~梨花女子大学造型艺术大学教授
悄悄运营非营利展览空间的“圣诞老人教授”……“展厅名字是秘密”
梨花女子大学造型艺术学部教授姜爱兰不公开自己的名字和面孔,“秘密地”运营着一处非营利展览空间。她从2008年起在俗称“西村”的通义洞租下一栋小楼,用作展览空间。
她另设了一位总管展厅运营的总监,姜教授本人不直接与艺术家会面,也不策划展览。因此,除少数亲近熟人外,几乎没人知道姜教授与“那个地方”的关系。她再三叮嘱,不能通过报道公开展厅的名字。她每月按时缴付房租和管理费。西村与隔着景福宫的北村一同迅速崛起为文化商业区,租金也呈上涨趋势,但她无名“圣诞老人”的角色已持续到第七年。
姜教授介绍说:“偶然得知有一处小展览空间出租,我就想,要是能给我们的学生用就好了”,“为了给学生们机会、帮助他们努力生活,我开始运营这个空间”。她说:“过去我以为艺术家只要画得好、作品好就行,但现在艺术家不仅要创作,还要自己提出策划方案、懂得宣传”,“看学生们为展览提交的作品集,能看到他们各自在激烈竞争中掌握了自己生存的方法,我感到欣慰”。
摄影 记者李浩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