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间,韩国的托儿所数量增长了1.8倍。2至5岁儿童的托儿所使用率为84%至88%,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3至5岁,76.9%)。但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50%左右横盘。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金恩正表示,"过去10年为减轻养育负担、增加女性经济活动而推行了保育服务支援政策","但女性经济活动人口依然没有增加"。为什么摆脱了育儿的妈妈们不走向职场?
政府着手解决生育问题始于2005年9月制定《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基本法》。次年制定"第一次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基本计划",2010年制定"第二次低出生率·老龄社会基本计划",第二次计划将于明年完成。然而,即便过去10年的政策收尾,认为出生率会显著上升的看法也不多。这意味着某处存在问题。
人们常将法国视为生育·育儿政策的典范。但专家建议,就韩国而言应关注德国的经验。德国初期的家庭政策采取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养家者模式",以传统的性别分工为前提,主要着力于对女性母性功能的补偿。
德国向家庭投入的现金支援在欧洲仅次于卢森堡。2002年德国家庭政策预算中,现金给付占71%,远高于被评价为家庭政策成功的瑞典、法国等国家(50%至60%)。然而出生率为1.34人(2002年现在),甚至低于欧洲平均水平(1.48人)。现金补偿的局限由此显露。
最终,德国以2002年的"2010议程"为契机,将"单一养家者模式"转变为"双养家者模式"。政策重点也转向以夫妻双职工为前提,使家庭生活与职场生活得以兼顾,并着力强化公共保育制度和母性保护制度(产前产后休假、育儿休假)。大邱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李真淑解释称,"从当今家庭问题的很大部分源于已婚女性就业扩大、难以兼顾家庭与职业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有人认为韩国也到了全面重新检视低出生率政策方向的时候,原因正在于此。按收入、按子女特性的政策支援当然重要,但与女性经济活动相衔接的保育政策必须得到强化。为此,有观点指出应把目前以再就业等事后措施为中心的政策,转向预防职业中断等事前措施。据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禹锡镇的研究,30多岁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比民间部门女性多生育0.67名子女。这意味着职业中断风险小,生育就会增加。
李教授强调,"韩国由于政策的家族主义理念倾向,鼓励生育与保育支援方案尚不牢固,而被搁置的老年人问题今后将更加严重,加重家庭的抚养负担","与其偏重片面而直接的鼓励生育,更需要能让父母双方都参与养育与照护的灵活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