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65岁)平时就对只养育一个孙女的儿媳颇有不满。憋了许久终于说了一句“趁还没再老,该给孩子生个弟弟妹妹了”,结果和儿子大吵一架。在生养了三个孩子的金某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话,但儿子斩钉截铁地说:“不出钱就请别说话。”金某觉得明知自己晚年拮据却如此的儿子夫妇既可气又寒心。
#上班族李某(34岁)提出产后要休一年育儿假,却被上司挖苦道:“一年?干脆一直歇着吧。”虽然觉得脸面难堪,但无论如何只要能休假就算幸运。然而在公司没有托儿所、双方父母也无法帮忙照看的情况下,一想到一年之后的事,头就已经开始发疼。
极端低生育现象给韩国社会投下的阴影比想象中浓重得多。在韩国从农业国家迅速转型为工业国家的过程中,生育与养育环境远远跟不上这一速度。低生育不仅演变为因生产人口不足和增长动力减弱而带来的国家危机,也正深深扎根为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家庭与社会的矛盾。
◇子女不是生产资料而是“消费品”=韩国经历了比任何国家都更快的人口变迁史。上世纪60年代还高达6.0人的生育率,到1983年降至勉强维持人口的2.06人,2001年以后则一直低于1.3人。去年出生的新生儿为43.6万人,仅为1980年(86万人)的一半。
低生育的背景是当代人对子女的认知发生了180度转变。在农业社会,子女分担并继承家业、赡养父母,实际上扮演着“生产资料”的角色。但如今家业消失了,对老后赡养的期待也减弱了。有观点指出,子女已变成给父母带来喜悦的“消费品”。
据保健社会研究院统计,从子女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年间,每名子女的养育费用为3亿896万韩元。即便是消费品,也是极为昂贵的消费品。大邱网络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宋有美解释说:“父母已变成在既定预算约束下选择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子女数量的消费者。”
◇育儿基础设施缺失催生的“家庭危机”=在缺乏可替代传统“孝道意识形态”的制度的情况下,育儿只能靠土办法应付,结果家庭层面的经济与心理痛苦日益加剧。据Statistics Korea统计,韩国国内510万双职工家庭中,有250万户由祖父母带孩子,即每两户就有一户。被“黄昏育儿”所累的祖父母健康恶化以及代际矛盾,已不再是陌生的问题。
家庭内部互助育儿比重高,恰恰说明育儿基础设施不够可靠。实际上,以民营为中心的保育服务供给体系或许有助于数量扩张,但在公共性和信任度方面仍不及格。来历不明的育儿帮手、幼儿相关企业诱导过度消费等问题交织,使市场扭曲愈发严重。
◇矛盾战线扩大…应加强对企业的激励=非洲有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但在韩国,能够托付育儿的社区早已丧失其功能。勉强能替代这一角色的群体是企业。
然而企业仍将营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视为“成本或管制”而抽身退避。也就是说,对生育、育儿等家庭问题仍未摆脱防御性视角。保守的职场氛围正把“代际矛盾的战线”从家庭扩展到职场,进而扩展到整个社会。
专家们一致认为,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从长期看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这在发达国家已得到验证。关键在于让制度成功落地。韩国行政研究院副研究委员元素妍指出:“对于女性家族部主管的家庭友好认证企业制度,重要的是采取比现在更有力的激励策略,促进尽可能多的企业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