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日本"失去的20年"为反面教材,努力使经济振兴政策不止于短期刺激。通过全政府层面的监管改革和改善分配来强化经济体质,也是其中一环。但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市场改革。因为改善劳资关系、推动劳动市场先进化,是促进投资、化解两极分化的捷径。
通常工资、延长退休年龄等引发混乱
如今劳动市场陷入巨大混乱。产业现场因围绕通常工资、延长退休年龄、工作时间的劳资矛盾与诉讼而积下内伤。部分大企业以避免工资成本一时暴涨的方式吸收冲击,但只是权宜之计,找不到根本解决方案。纠缠了10年的非正规职问题也没有多大改善,间接雇佣的弊害反而在扩散。劳动市场两极分化和二元结构之墙不仅没有被拆除,反而有愈加坚固之势。停滞了15年之久的就业率自去年起开始改善,但今年5月以后再度停滞,需要另一轮政策推动。
从国内外经验看,若没有国家层面的重大决断,劳动市场的这些痼疾绝不会得到改善。正如上世纪60年代以凝聚国家力量的大推进(big push)经济开发计划斩断了贫困的恶性循环那样,如今需要推动劳动市场革新的大推进政策。即便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改革案例看,也只有在国家全力应对劳动改革时才能克服就业危机。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由政府主导,90年代的爱尔兰和荷兰通过社会大妥协,2000年代的德国通过中立的哈茨委员会实现了改革成功。这些曾被嘲笑为"欧洲病夫"的国家能够迎来就业大丰收、演绎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劳动改革。
恰好我国劳资政三方也久违地携手。公共部门革新成为恢复对话的纽带,但他们不会回避劳动市场的根本问题。只是各方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因此如何搭建结构改革一揽子方案,将决定能否找到共同解法。抛开劳资利害关系,仅从国民共识看,若财界自制滥用非正规职、劳动界接受就业稳定、联动工资与工作时间弹性化,政府大幅缩小劳动法与社会安全网死角地带的大妥协便有可能实现。
劳资政大妥协才能根除痼疾
要让这种妥协成为现实,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改革意志和劳资代表卓越的领导力。与过去生死攸关的经济危机时期不同,如今低强度危机长期延续,因此格外需要劳资政代表的决断与领导力。现实是劳资团体的领导力缺失,负担仅加重于个别企业。政府虽心急,却没有多少能做的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工资体系改革不是政府而是劳资双方该出面解决的问题。当前课题是革新企业人事制度和劳动现场的用工惯例,因此应采取劳资牵头、政府支援的形式。不能只妥协一次,而要制定并共同落实至少持续3年的方案。改革成败取决于劳资政之间的伙伴关系,尤其是与劳动界伙伴关系的构建。而伙伴关系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须由制度加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