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的欧洲,法院作出最终判决有时要耗费100年。当事人去世之后才下判决的情况屡见不鲜。
因此据说法律界人士终日埋没于繁重的工作中。当时的文学巨匠兼律师歌德在自传中感叹:“堆积如山的审判记录每天累积,达到2万余件。但一年能处理的仅有60余件。”
在用智能手机40秒内即可下载一部两小时电影的当下,也出现着类似的情形。
韩国大法官一年需处理的上告案件数超过3.6万件。考虑到现实中连10年审判都不被容忍,更不用说100年,13名大法官(14人中除法院行政处长)所要承担的诉讼量堪称骇人。一人一年承担2000件,大法官们不仅加班,连周末也放弃,埋首于文件之中。
即便不细细咀嚼“连神的审判也有误判”这句北欧谚语,也可想见其中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疏忽与差错。
随着法律界内外的批评与担忧升高,韩国大法院最终打出了“上告法院”这张牌。即在韩国大法院之下设立专门负责上告案件的上告审法院。
其意在于韩国大法院作为最高法院,承担统一法令解释与法律适用这一法律审的本职功能。取而代之,审查法理是否正确适用、对个别案件的权利救济功能则交由上告法院承担。如此一来,大法官便可有充分时间审理与法令解释统一相关的重要案件或对公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但对“上告法院”的反对舆论也并非没有。有人主张,设立上告法院并由高等法院部长级法官审判的方案违宪可能性较高。也有部分法律界人士表示,应增加大法官人数,或在韩国大法院内设置专门负责上告审的部长级法官。还有意见认为,可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那样设立上告限制制度,以减少韩国大法院的案件数量。
当然,各种主张与意见都有其道理。正因如此,上告许可制(1981年)、在韩国大法院配置普通法官(1959年)、在高等法院设立上告部(1961年)等曾在过去实施,但未过几年便被废除。
韩国大法院正是在审视这些舆论、司法历史与国民情绪之后,提出了不人为限制上告、又能体现“三审制”宗旨的上告法院作为最终方案。
然而仍有待解决的课题。韩国大法院与上告法院如何分担案件尚未确定。因需要社会共识,应慎重决定。
在此之前,法院不可懈怠于强化下级审的努力。若能让诉讼当事人确信自己在下级审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审判,上告审便能真正履行作为法律审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