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组合员制度的引入,有望解决因公共部门过度回收开发利益而导致的收益性恶化问题。因韩国大法院扩大国有及公有土地有偿购入对象的判例,项目费用增加670亿韩元而陷入危机的里门·徽庆新城里门1区全景。/图片提供=首尔市
# 2006年被指定为首尔第三批新城地区的里门·徽庆新城里门1区,直到2008年一直按照“净负担率”确定为15~18%的开发计划推进项目。净负担率是指在全部基础设施用地中,通过捐赠等方式由居民承担的用地面积比例,是决定再开发项目可行性的因素。该比率越低,组合员负担越轻,收益性越高。虽因项目条件而异,但将组合需出资购买的土地与从公共部门无偿获让的既有道路等用地相加相减后,净负担率通常在10~20%之间。
然而,原本顺利推进的项目自2009年起因韩国大法院的一项判例开始动摇。韩国大法院判决的要旨是,凡未被确定为城市规划设施的道路,均须出资购买。由于必须购入如蛛网般连接老旧住宅区的所有小巷,净负担率一路飙升至34%。最终额外产生670亿韩元的巨额费用,项目陷入危机。所幸去年首尔市通过减少捐赠对象公共设施用地等方式,将净负担率降至18.9%,项目得以推进,但在相当多的再开发项目中,国有及公有土地购入费用问题正成为项目推进的不小障碍。
首尔市着手研究引入“公共组合员制度”,被解读为其意在为因项目可行性恶化而迟迟无法前进的新城·再开发项目加速。即对行不通的项目果断通过退出战略予以终止,对可行的项目则给予更大力度支持。若按首尔市的意图确立公共部门可成为组合员的法律基础,预计在退出战略启动后迷失方向两年之久的江北地区新城·再开发项目将能找到出路。此外,随着超额利益回收制度废除等此前仅集中于江南地区重建项目的放松监管范围扩大,也有望有助于首尔江南、江北的均衡发展。
◇过度回收开发利益导致再开发收益性恶化=江北地区新城·再开发项目摇摇欲坠的最大原因是房地产景气低迷带来的收益性恶化。但其中,公共部门通过过度的捐赠和负担金回收了开发利益的相当部分,也被视为原因之一。在再开发项目中,公共部门获得的收益包括出售国有及公有土地的金额,以及组合因开发项目须缴纳的各种负担金等。里门1区是展示公共部门回收的开发利益对再开发项目收益性影响之大的典型案例。
据西京大学城市工学系教授李承周2011年发表的论文《住宅再开发项目中各主体开发利益推算》,再开发项目中公共部门取得的开发利益占整体的46.5%,接近一半。组合为30.2%,施工方仅为7.1%。清算组合员与承租人仅占2.8%。这是以2006年获得管理处分认可的首尔市内21个住宅再开发区域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
问题在于,尽管住宅市场不景气使组合的项目可行性显著下降,但公共部门在再开发项目中获取过度收益的结构依然如故。
李教授表示:“考虑到近来组合员反而因项目而蒙受损失的情况,估计目前公共部门正拿走开发利益的70~80%。”
◇期待通过公共组合员制度实现双赢=专家指出,为解决上述问题,公共组合员制度可成为良好的破局之策。因为公共部门一旦成为组合员,就无需投入巨额资金购买国有及公有土地。
2008年以比例率100.38%启动项目,后因房地产不景气下滑至77.82%的往十里新城1区就是典型案例。据往十里1区组合介绍,组合方须从公共部门购入的国有及公有土地共计1万2577平方米。其中除公共部门无偿转让的4956平方米外,组合以540亿韩元购入了7651平方米的国有及公有土地。
组合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起初公共部门只同意无偿提供880平方米,还是通过诉讼才增加到4956平方米”,“即便如此,仅购买国有及公有土地就花费了超过最初计划项目费用10%的金额。”
从首尔市的立场看,通过参与项目获得的利益也很多。因为公共部门成为组合员后,可从初期阶段介入项目,比以事后管理为主的现行公共管理制度更高效地提升组合运营的透明度。
◇确立法律依据是关键=问题在于,目前尚未具备引入公共组合员制度的法律依据。现行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AREAS AN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并未禁止公共部门成为组合员,但由于属国有财产,其用途受到限制。
韩国国土交通部住宅整治科科长金泰五指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公共部门无法成为组合”,“由于需要改变整治项目的平台,因此需要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对首尔市而言,构建既能保障公共性又能取得收益的项目结构,也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首尔市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将国有及公有土地出售给组合时,与参与项目并按评估金额获得补偿时,金额差异相当大”,“要应用于现实,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