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或政府靠什么运转?靠国民缴纳的税金。用税金维持担负国土防卫的军队和维护治安的警察组织,并为经济发展构筑各类社会生产基础(基础设施)。天文数字般的福利预算,以及公务员的工资,也都由税收来支撑。
那么税金从哪里来?从劳动者的工资中征收所得税,或对国民的消费生活征收增值税,也从企业营业利润中征收法人税。那么国民的收入从哪里来?无论规模大小,人们经营企业获取利润,或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工作、领取一定工资作为收入。这一切过程最终都汇聚于企业活动。
结论如下。因为企业存在,才产生企业或个人的收入,而这些收入的一部分以税金之名成为国家运营的财源。这说明没有企业,国家就无法正常运转。
如今,某家企业进入哪个国家、在哪里建厂,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被视为重要新闻。因为无论哪个国家,创造就业都是首要课题,而承担这一绝对角色的正是企业。企业的国籍已不再重要。这正是各国不分国内外企业、全力营造良好经商环境的原因。
遗憾的是,就企业政策而言,韩国与全球社会潮流逆行的迹象十分明显。不知从何时起,企业的投资动作趋缓,企业开始把目光转向“逃离韩国”。已经走出国门的企业没有回国的打算。相反,打算进一步扩大或新建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却在增加。
本已因增长引擎降温而陷入长期低增长结构的我国经济,正如19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那样,面临“空心化”的利空。若企业投资只集中于海外,国内就业创造就会放缓,我国经济将失去增长潜力。
为何会如此?可以指出几个因素。过度的企业监管和僵化的劳资关系,是把企业逼出国门最重要的因素。高昂的生产成本也成为推动企业走向海外的催化剂。在此局面下,世界各国不仅提供税制优惠,还以提供用地、丰富劳动力和低廉人力成本、强化市场接近性等为武器,竞相招揽企业。或者说,用“抢走”来形容更为贴切。
三星电子、现代·起亚汽车等相当多的大企业,重心已转向海外生产。企业的海外转移也可解读为摆脱饱和的国内市场、培育增长潜力,但现在正是需要认真反省僵化的企业环境是否在把它们逼出国门的时候。
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政府,有一点不能混淆:增长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如果企业不动,政府单打独斗也无法取得任何经济成果。对政府而言,首先需要理解企业想要什么、期待怎样的经营环境。
正如政治因权力欲望而运转,企业则依利润动机而运转。那么政府的作用就应集中于刺激企业的利润动机。哪怕只是为了让企业对投资收益有信心,也需要大胆废除妨碍企业活动的各种政府监管,并带头阻断我们社会中不必要蔓延的反企业情绪。
我们的现实如何?今年3月,朴槿惠总统称“监管是癌块”,宣布与监管开战,还把企业人士召集到青瓦台举行彻底讨论。但作为监管改革总管机构的总理室,四个多月后才勉强宣布找到了监管调整室长。同样把废除监管作为承诺的英国,自2月起确定了3095项监管清单,据称至今已废除800余项,并每天在网站上公开进展情况,以便任何国民都能轻松查看。
劳动议题也是束缚国内企业的主要因素之一。常规工资、缩短工时、延长退休年龄等堆积如山的劳动议题“已达到威胁企业生存的程度(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朴容晚)”。尽管如此,劳资政三方仍未能坐到一起。据财界领袖们说,留给韩国经济的黄金时间最长也就两年多。没有时间拖延。政府、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三方的大妥协刻不容缓。
只要反企业情绪和监管持续,企业活动就会萎缩,就业岗位也必然随之流向海外。相反,越是保障和激励企业的利润追求活动,就业岗位就越会增加,社会就越能享受经济富足。这正是企业的社会贡献。企业兴,国家才能真正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