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通过改革与高附加值技术改善经济体质、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仍是未知数
欧洲再度浮现衰退忧虑……不能排除日本式停滞
明年美国若上调基准利率,印尼与非洲可能陷入危机
韩国已走过政府主导的增长阶段,应集中于教育改革等基础环境改善
“随着‘追赶(catch up)’增长战略走到极限,中国就像过去的韩国一样,绝不会再回到9%增长率的时代。中国在未来2~4年内很难实现政府目标的7%左右增长率,此后还会进一步下滑。”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见照片)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大多在追上发达国家之前都会经历经济放缓时期”,“近期中国增长率下滑(并非硬着陆的前兆,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过程”。此次采访于上月初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珀金斯教授哈佛大学办公室进行。他表示:“尽管存在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不良资产等问题,但中国陷入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较低”,同时指出:“中国政府能否在国有企业改革、家庭消费增长、以高附加值技术为中心改善产业体质等结构转型上取得成功,从而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仍是未知数。”此外,他预测,若明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首次上调基准利率,“对外负债较多的印尼以及非洲部分国家有可能因外资撤离而陷入危机”,但“不会出现像1990年代那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朴槿惠政府的“创造经济”,他评价称:“认为政府应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并指明方向的思路,是只有在1960年代、1970年代才可行的老派(old fashion)战略”,并建议“应集中于研发(R&D)支持、教育改革、强化金融体系、整顿监管等‘游戏规则’这类基础环境的改善”。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虽然速度略慢,但正处于复苏过程中。短期内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有观点指向伊拉克、乌克兰局势等地缘政治危机。
△伊拉克局势不会对国际原油市场造成大冲击。油田集中的南部地区由伊拉克政府军掌控,因此问题不大。乌克兰危机同样,俄罗斯、美国等相关国家都不愿(派兵等)直接介入。如果超出相关国家的控制范围,将会出现可怕的危机,但目前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当然,多数最严重的风险都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您如何展望欧洲经济?
△欧洲的通缩可能性是世界经济的严重忧虑因素。金融危机后为刺激经济而大幅扩大财政赤字,犯下严重失误,加上单一货币等问题,摆脱衰退的速度非常慢。尤其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部分国家,通缩可能性明显上升。为确保财政健全性,必须削减政府负债。就(出口等)竞争力而言,欧元被高估了。如果德国同意更多的刺激政策,通缩忧虑会减轻,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谁都不知道。
——最近日本安倍晋三政权宣布“通缩时代已经结束”。
△我认为这是稳定经济心理的手段。安倍经济学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比过去更有力度。第三支箭结构改革的政策方向明确、推行意志强烈,这一点是积极的。但从根本上说,自1991年陷入停滞之后,金融等结构改革工作过于缓慢。安倍政府是否真能实现劳动市场等主要改革,目前仍存疑问。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还需再观察一段时间。
——近期中国制造业、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但硬着陆忧虑依然未消。
△我认为因影子银行不良资产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当然,估计达3万亿美元的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问题严重,部分资产的破产将不可避免。但中国政府基本上有能力投入资金,避免银行陷入危机。
——随着近期中国经济放缓,有说法认为连7%增长都很困难。
△中国增长率下滑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化过程。中国年出口额已达2万亿美元,若按过去趋势每年平均增长20%,3年6个月后将达4万亿美元,7年后达8万亿美元。这是不可能的情景。中国过去依靠以出口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对住房、道路、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巨额财政投入维持高增长。但如果继续依赖刺激政策,可能因资产泡沫等,像1990年代的韩国那样爆发经济危机。
——那么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中国经济?
△中国正面临结构性局限:农村地区廉价劳动力供给枯竭、服务部门落后、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偏低、出口增速放缓等。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在废除国有企业垄断、强化社会安全网、金融自由化、扩大家庭消费等改革工作上取得成功,并在短期内把经济体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附加值技术产业。如果成功,未来几年将维持5~6%的增长率,此后10~20年实现7%的增长率,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并跃升为发达国家。但中国政府面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能否完全落实经济改革目前仍存疑问。
——美联储预定明年首次上调基准利率,新兴国家有可能像过去那样陷入金融危机吗?
△由于1990年代外汇危机的教训,如今大多数亚洲国家都积累了外汇储备、减少了对外负债。不过印尼海外负债较多,其主要出口品原材料的价格涨势正在放缓。美联储上调基准利率后,货币贬值将导致内需萎缩,整体经济预计将受到冲击。尤其是对外负债激增的非洲多国将陷入危机。非洲国家已在就可能出现违约的负债问题与国际金融机构或海外民间银行展开谈判。
——您如何看待美联储退出战略对韩国的影响?
△我根本没有设想韩国出现危机。韩国在1998年外汇危机后仅两年就完全克服,并在经历多次危机的过程中通过扩充外汇储备等弥补了问题点。当然,强化金融体系等努力还是必须的。
——在韩国,随着贫富差距等两极化加剧,要求政府把发展战略从原有的增长转向以分配为主的呼声越来越高。
△韩国为应对老龄化、扩充社会安全网,需要强化国家养老金体系。另外,在失业者支援等劳动市场方面,我认为也有改善空间。但急剧的分配政策难以达成社会共识,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以榨取的方式进行分配,将很难执行。与冲击经济的所得税上调相比,引入(按一定比率向低收入者支付现金以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也是一种办法。
——朴槿惠政府把创造经济作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
△韩国已不再处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前任李明博政府也曾以向特定企业发放补贴等方式推出“绿色增长”,但我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绿色增长应由倾注毕生思考战略的企业家来做,而不是政府。政府提出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战略,绝对不可能。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政府应做的是研发(R&D)支持、教育改革等经济环境的改善。研发资金也可以集中配置到特定领域,但应由独立机构或企业研究所而非政府机构来负责。另外,实用性研究固然必要,但基本创意来自纯科学,真正重要的科学创新是由20多岁到30出头的研究者创造的。此外,韩国大学生过多,而相当多大学的竞争力却在下降。如果说现在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有需要的领域,那就是银行等服务业。目前在推行小工商业者保护政策,但应放宽准入监管,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度并激活投资。
主攻中国经济的亚洲专家……曾在KDI工作,与韩国渊源深厚
● 德怀特·珀金斯教授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是美国最著名的亚洲经济专家之一。他主攻中国经济,但与韩国渊源也很深。此次采访中,他还对韩德洙前国务总理、李正雨前青瓦台政策室长等过去指导过的韩国门生表达了关爱之情。
1972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成立时,他曾作为研究员工作,并与KDI共同多次进行主题发表。2012年,他与高丽大学经济系教授申官浩等人共同出版了《从奇迹到成熟:韩国经济的成长》一书。珀金斯教授曾参与为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亚洲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提供咨询。此外,他还长期在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等机构担任顾问。
He is…
△1934年生于纽约 △1956年康奈尔大学毕业 △1961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1963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亚洲中心主任等
◇主要著作:《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经济》《韩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结构变化》《东亚发展:基础与战略》等20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