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14

[点击这一判决] 宽大处理制度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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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制造企业A公司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与建筑用平板玻璃制造企业B公司先后4次约定上调建筑用平板玻璃产品价格,并实施了涨价。掌握A公司与B公司串通行为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为查明这些企业的串通行为开展了现场调查。此后,A公司与B公司为通过自首减免制度(宽大政策·leniency)免除罚款,向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承认串通行为的减免申请书。

为查处串通行为而引入的宽大政策规定,通过自首被认定为第一顺位者,可获全额免除罚款和免于刑事举报的待遇;被认定为第二顺位者,则分别获得减半罚款和免于刑事举报的待遇。

当时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只接受了B公司的减免申请,对此不服的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减免的处分。

一审法院以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减免的处分不属于行政诉讼对象为由,驳回了该案。

法院表示:“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减免的处分,是公正交易委员会事务处长在准备委员会最终处分过程中作出的中间性、暂时性、可变性行为,其本身不能视为为原告设定任何权利或义务,或对法律上利益产生直接变动”,“不能认为其具备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行政处分要件”。并补充称:“原告可通过出席公正交易委员会全体会议或小会议、就本案通知陈述意见或申请证据调查等方式提出异议。”

此前学界等就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减免的处分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对象,一直存在激烈分歧。韩国大法院的立场一直是,因政府行政处分对法律地位产生直接法律变动时可提起行政诉讼,但对公正交易委员会不予减免处分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对象尚无判断。

首先,认为属于行政诉讼对象者主张,收到不予减免通知的申请人将面临被采取纠正措施、被处罚款乃至因举报而受刑事处罚的具体、现实危险,其法律地位因此受到影响。

更何况,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举报措施不属于行政诉讼对象,无从争辩;而申请人既已就构成犯罪事实的不当共同行为作出自白并提交相关证据,被判有罪的风险升高,从而遭受具体不利。归根结底,被不予减免的经营者因该处分将来所受不利是具体而现实的,因此有必要通过撤销诉讼消除该不利。

相反,认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对象者的立场与一审法院相同。即认为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议决之前,对于是否认定自首者地位、是否处以罚款、是否举报等,公正交易委员会尚未作出确定性、最终性意思决定。此外还主张,根据MRFTA,减免申请人可通过出席公正交易委员会全体会议或小会议、就不予减免处分陈述意见或申请证据调查等方式获得权利救济,已有切实有效的程序和手段保障,无需专门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其立场认为,若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尚未判断事务处长的不予减免通知行为是否适当之前,法院就以撤销诉讼加以确定,将导致法院履行行政机关职能,属不当。

但韩国大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了A公司。

韩国大法院表示:“获得减免认定者可享受罚款减轻或免除、免于刑事举报等法律上利益,而收到不予减免通知者则无法享受法律上利益”,“在作出通知的阶段即可就其合法性提出争辩、消除法律上的不安定,然后再配合调查,这也符合法治行政原理”。

即判定:即便主动申报了不当串通行为,若被公正交易委员会作出不予减免处分,仍可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不当。

实施不当共同行为的经营者若获得自首者等地位确认,即可享受纠正措施与罚款减免、免于刑事举报等法律上利益。但该判决强调,若未获该地位确认而收到不予减免通知,则无法享受上述法律上利益。这是首次认定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不予减免通知属于作为行政诉讼对象的行政处分。

担任A公司法律代理的律师事务所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此前收到不予减免通知的申请人只能在最终罚款处分和纠正命令议决作出后才能对该处分的违法性提出争辩,经营者的权利救济途径不足”,“此次判决为自首者提供了新的权利救济方式,意义重大”。

韩国大法院相关人士强调:“此次判决使申请人能够在作出不予减免通知的阶段即对其合法性提出争辩、消除法律上的不安定,然后再实施配合调查行为,从而摆脱可能到来的风险,是强调法治行政与国民权利救济、具有重要先例价值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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