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政府时期,姜万洙会长领导的产业银行曾是金融界的“核心”。姜会长宣示通过并购(M&A)打造大型银行,即“超级银行”,产业银行也成为友利银行的有力收购候选。为支撑民营化,产业银行的零售金融攻势也十分凌厉。产业银行推出的“Direct存款”上市一年多便吸引了超过6万亿韩元。然而,姜会长的梦想随着李明博政府一同消失。
或许是后遗症太大。
进入朴槿惠政府后,认为产业银行过于缺乏存在感的声音日益增多。企业重组过程中的政策失误和领导力缺失是形成这种评价的决定性原因。尤其有人指出,在危机中很难看到掌门人洪起宅(图)会长的作用。这也是与政策金融公社合并、将于明年1月启动的“合并后产业银行”看起来令人担忧的原因。
就眼下的东部而言,产业银行设计的剧本“浦项集团收购东部套餐(Dongbu Steel仁川工厂+东部发电唐津)”受挫,最终演变为令整个债权团承担负担的自律协约。协调能力缺失和重组能力不足反而放大了集团的危机。尽管金融当局扮演了“婆婆”的角色,但首要责任只能归于主债权银行产业银行。
面临企业重整程序(法定管理)危机的泛泰的重组一再拖延,也令人对产业银行的作用产生怀疑。在移动运营商债转股的方案难以推进后,产业银行仅让泛泰勉强维持一线呼吸,未能再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看不到其在重组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某商业银行负责信贷的副行长讽刺道:“产业银行不另行确定期限、表示要等待移动运营商的决定,这不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不再承担责任吗?”
领导力危机正导致经营恶化。去年产业银行出现14年来超过1.4万亿韩元的大额亏损,年初曾公开表示将冲销准备金并转为盈利。但受Dongbu Steel和清海镇海运等不良贷款拖累,转为盈利实际上已难以实现。
对于子公司大宇证券、产银Capital,以及KDB生命、Daewoo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等业绩接连不佳,担忧之声也在增多。仅半年时间内就要推进与政策金融公社的合并,调整混乱的职级体系并实现化学性融合,但以目前的领导力能否承受这一艰难课题,怀疑论因此扩散。若维持现状,合并后的产业银行只能形成组长级人员过多的“坛子型”畸形结构。产业银行内部人士表示:“若为消化政策金融公社的组长级人员而勉强扩张组织,将难以避免因人设岗的批评”,“现在正是洪会长需要在合并后产业银行的组织重组和愿景提出上发挥领导力的时候。”
开拓海外市场看来也不容易。产业银行今年4月表示,到2018年将把海外业务比重提高至20%(目前为10%多),但政府在政策金融改编方案中将国策银行的海外业务以进出口银行为中心推进,产业银行的领域反而被压缩。
金融界一位高层人士表示:“即便通过合并后产业银行解决政策金融的重复业务,姜前会长推进民营化的背景——与市场的摩擦部分,仍然是待解课题”,“产业银行提出的市场亲和型政策金融机构这一新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价值,方向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