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级官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进入律师事务所的。他们在《公职人员伦理法》再就业限制规定尚不严密时就早早转行。虽然依退休前职级和再就业后的角色不同,金额有差异,但年薪大约为3亿韩元。这是公职期间不敢想象的巨额回报。直到李明博政府时期,律所出身的前官员还能重返官场,如今则毫无可能。这是世越号惨案后所谓“官阀”积弊再次暴露的结果。第二类是在大学或研究院卧薪尝胆的。即便待遇较好的讲座教授,年薪也未必能达到1亿韩元。特聘教授则骤降至一半水平。有的大学若不承担授课,连研究室都不提供。但他们仍不放弃时机一到便可复出的期待。第三类是下到下属机构的。报酬大致介于去律所和去大学两类之间。重返官场的可能性同样敞开。
若仅止于上述程度,倒也没什么遗憾。多少能保持体面,也有条件出席各类红白喜事。然而世越号惨案后,官员的再就业环境急剧恶化。6·13改组中排除官员出身者,以及浦项集团在获得再就业批准后因遭舆论非议而放弃聘用前官员,都是典型事例。
如今的高级官员被“搭上末班车”的不安感所笼罩。他们担心这样下去是否只能闲居、仅靠公务员年金生活。若有人说,每月约350万韩元、超过普通国民两倍的年金已足够,还想要什么,那也无话可说,但忍得住饥饿、忍不住嫉妒,正是不容否认的现实。
官场流传的一级官员集体辞职说
再就业环境因年龄段、因通过高等考试的时期而如此不同,难免让人叹息。即便如此,满60岁的退休年龄也并无保障。在中央部门能撑到退休年龄的公务员并不多。也存在现实壁垒。属于高级公务员团的局长一旦被排除在职位之外,领取公务员年金时会受到不利影响。与其硬撑,不如脱下官服在经济上更为有利。
如今官场对一级官员集体递交辞呈之说高度敏感。虽是笼统的猜测,但在官场似乎颇有说服力。这一设想是,新任长官就任之际,将以官阀改革的名义如此行事。抱怨工作没了劲头的声音,也不能一概视为对改革的抵抗。
这并非要为官阀的胡作非为辩护。官僚社会的积弊岂止局限于海运领域。以微不足道的权限凌驾于民间之上,退休后由在职者相互提携的勾结惯例,也无需再赘述。错误而不正常的惯例理应纠正。但由谁来填补官阀的再就业岗位,是现实难题。这与消除官阀积弊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堵死退路又不保障退休年龄,五十五岁左右的公职人员真就成了穷途末路。可替代的人才库也并不充裕。论积弊惯例,政界的闲人恐怕更胜一筹,绝不会更轻。
既是改革对象,又是国政执行的手脚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国家改造的思路。把国家灾难系统彻底翻修、改善公务员体质,是否就是国家改造,令人怀疑。对惨剧根本原因——轻视人的风气与自私心,应有更大框架的反思。仅几周时间就要改组政府机构、堵死官员出口。那只是国家改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以五年为限的权力去完成国家改造这般巨大工程,现实上也力有不及。
官僚社会失去灵魂已久。面对每五年更换的总统议程,他们已不再能扮演提供创造性政策方案的群体角色。更何况,公职社会既是改革对象,又是执行总统议程的专业群体。然而“官阀”一词从朴槿惠总统口中说出后,他们显得颇受冲击。这无异于政治权力自行否定推进国政课题的手脚。只有创造能够工作的条件,再去清除积弊或别的什么,他们才会认同,改革才能持续。一次性的改革运动并非国民所愿。若只是那种程度,官阀积弊早就解决了。首先必须摆脱“官阀”这一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