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8

[无法解决贫困的基础生活保障制度] 漏洞百出的福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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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首次引入并维持了15年的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在各处暴露出漏洞,衍生出无法获得政府支援的贫困层。根据2010年政府的贫困实态调查,虽属生计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却因不符合基础生活保障给付领取条件而无法领取给付的贫困层多达117万人。

现行基础生活保障法规定,如果家庭收入高于政府每年核定的每户最低生计费,则生计费与医疗、教育、住房费等共计7项给付一项也不发放。即便每户收入低于最低生计费,若被认定扶养义务人有能力扶养该家庭,同样所有给付都不予发放。

专家指出,正因如此僵化的给付领取条件,众多民众被推向福利盲区。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大明表示:“以最低生计费这一单一标准决定所有福利给付是否发放的现行给付体系,难以为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层保障适当的给付。”

若基础生活保障制度改编为定制型给付体系,即便收入高于最低生计费,也可依据生计(现行水平~中位数30%)、医疗(中位数40%)、住房(中位数43%)、教育(中位数50%)等各项给付的核定标准领取给付。例如月收入164万韩元的四口之家扶养者,按现行制度收入高于四口之家最低生计费(163万8000韩元),所有给付均无法领取,但按改动后的制度,其收入低于中位数43%(约173万韩元),可领取约7万韩元的住房给付。此外,制度改编后,月收入80万韩元的情形下,原有的生计、住房给付将提高约16万韩元;月收入130万韩元的情形下,住房给付将上升约22万韩元。

社会贫困层依然众多,而基础生活受助者人数却逐年减少,这也是现行基础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所在。根据2013年贫困统计年报,除农渔家外,收入低于最低生计费的绝对贫困家庭比重为:2006年10.7%、2009年12.8%、2012年11.1%,每年没有大的变化。反映市场收入低于中位收入50%的家庭比重的相对贫困率也大同小异:2007年17.3%、2010年18.0%、2013年17.8%。与此相反,基础生活受助者人数自2009年起逐年减少。2009年约156万人的受助者人数,截至2014年5月已减至134万人,为基础生活保障制度引入以来的最低规模。这也意味着被推出最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阶层正在增加。

处于福利盲区的低收入阶层问题,不仅体现在数字上,也通过接连发生的因生活困苦而自杀的事件暴露无遗。今年2月首尔松坡区三母女自尽,3月京畿东豆川一对母子离世。同月,蔚山北区一名40多岁的次上位阶层男性也选择了自杀。这名男性原从事简单日工,因健康恶化无法工作,今年初申请基础生活受助者,却因很早前分离的父母和兄弟尚在世而未能成为基础生活受助者,令周围人倍感痛心。

随着包含定制型给付体系改编等内容的基础生活保障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一再延迟,放宽扶养义务人标准的工作也停滞不前。韩国保健福祉部去年在修正案中纳入了放宽扶养义务人标准的内容,使扶养义务人在向贫困家属提供最低生计费后仍能维持中位收入水平。据此,若子女(四口之家)扶养分开居住的单身母亲(一人家庭),月收入标准将从现在的290万韩元(受助者为老人、残疾人时为413万韩元)提高至464万韩元。保健福祉部推算,如此至少将有12万名贫困层新获受助资格。换言之,由于扶养义务人标准未获放宽,超过12万名贫困层仍无法摆脱困窘生活。

但该修正案目前因存在扶养义务人标准放宽程度不够等分歧而搁置在国会。新政治民主联合议员安哲秀提出方案,主张将女婿、儿媳与老人排除在扶养义务人范围之外,并放宽收入标准,使受助者至少增加21万人;同党议员金容益也提出方案,主张将已故直系血亲的配偶排除在扶养义务人之外,并放宽受助者财产标准。

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若大幅放宽扶养义务人标准,确实能救助更多贫困层”,但同时称:“不过也有人提出,为维持父母的受助权,子女可能将财产转至配偶名下等出现道德风险,财政负担也会相应加重等缺点,因此朝野尚未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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