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指出,肩负国家经济重任的经济团队掌舵人,不应受过去的信念或言论束缚,而应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灵活推进政策。经济副总理候选人崔炅焕在倾向上被归为亲企业的亲市场论者。一般而言,这类经济掌舵人偏好大幅放开逆经济增长和市场趋势的管制,同时把政府干预降至最低。不过很难把崔候选人视为市场放任论者,从其从政时期的作为来看便是如此。只是,如果从政时期的见解和立场表态成为其履行副总理职责的绊脚石,堆积如山的经济难题将难以化解。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政策本部长裴相根指出:“不得不顾及选票的政治人时期的见解,与必须对国民经济负责的副总理立场截然不同”,“崔候选人应牢记这一点。”一句话,意即应避免迎合大众的政策。
事实上,崔候选人近期的发言虽在不同议题上冷热有别,但在宏观、财政与汇率政策层面,与其此前担任知识经济部长官或党内院内代表时期相比,呈现出微妙的语调差异。崔候选人在获提名后与媒体接触时表示,担忧韩国经济出现早衰现象,并预告基调转变:将消除政策不确定性、积累市场信任,同时对需要短期处方的部分比过去更加先发制人地应对。
典型的是,去年10月的国政监查对策会议上,崔候选人就宏观政策批评称:“经济环境已大不相同,但外界多指出经济团队仍困在过去,沿袭墨守成规的对策。”而在获提名为副总理后,他表示:“不是看着指标出台政策,而是要体察国民感受到的实际景气来推进政策。”这意味着要摆脱此前宏观经济政策惯常依赖指标的方式,更重视体感景气。这预告了政策制定根本认识的转变,即避免以与体感景气相脱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就业和物价指标为依据来制定政策。
对比最鲜明的是汇率政策。去年在党最高委员会议上,他曾批评韩国企划财政部“(在汇率应对上)政府有些地方无所作为”,但在获提名为副总理后则退了一步:“汇率作为价格变量十分敏感,难以反复无常地下断言。”同时他又表示:“汇率(政策)必须与国民幸福同行。高汇率政策只有体现在国民生活质量上才有意义,因此我多次说过应当思考这样的政策。”外界推测,他将应对外汇市场的无序波动,但同时试图摆脱“汇率上升=绝对之善”的出口至上主义思路。这与其担任党代表时期要求政府积极应对汇率波动的过去,显现出立场差异。这可被理解为,要摆脱政府以出口企业采算性恶化等受损为由干预汇率的做法。此外,进口物价下降可成为世越号惨案后重振低迷内需市场的诱因,这一认识也发挥了作用。
对财政政策的微妙认识变化也有所显现。数年前崔候选人的立场是,与其机械地追求财政平衡,不如(即便多投入财政也要)主导增长;但如今他表示:“市场权力变大,政府权力难以与之抗衡。(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可以为市场顺畅运转添加润滑油,但不可能像开发时代那样包办一切。”这意味着承认财政政策的局限,应发挥使市场顺畅运转的辅助作用。“工资、房地产和股票是市场抬上去的,不是副总理抬上去的”这一表述,可以直观理解崔候选人的认识变化。
专家们一致认为,入阁后崔候选人应基于这种认识转变,适时推出符合现实的政策。一位要求匿名的国策研究院研究员建议:“第2期经济团队应以灵活思维应对政策,必要时连总统竞选承诺也可以修正”,“不应忘记,比过去的信念或言论更重要的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