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精细的统计工作论证了欧洲及美国社会的收入两极化,因而受到世界学界的赞叹。但主题本身并不十分新鲜。正如“99%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显示的,贫富差距扩大在2000年代就已是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学术主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著《不平等的代价》同样彻底剖析了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一贫富差距加深的原因,就性质而言可以说内容相同。
尽管如此,皮凯蒂的理论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他强有力的处方。他提议,为了抑制财富向收入前1%集中的积累本身,世界各国应共同征收最高80%的所得税。
但他提出的资本收益率概念含糊不清到极点。换言之,缺少对资本本体的详细说明。加之这种所得税形态是否真正可取、是否现实可行,连许多学者乃至税务当局都表示疑问。
皮凯蒂将资本收益率整体估计为税前4%~5%的水平,但生产要素的哪一部分产生多大程度的收益率,本身就不确定。资本由多种要素构成。既有物质资本,也有创新性专利技术,还有头脑资本。后者在性质上与从前代继承的积累资本有很大差别。近例如中国阿里巴巴的马云、创办谷歌的拉里·佩奇等,都是在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仅凭头脑成为21世纪代表性资本家。看看美国华尔街那些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公司,除去其人力资本,办公室、电脑、复印机等物质资本其实不值几个钱。
更进一步,杀人般的所得税率长期会导致投资弱化,成为妨碍新业务出现的绊脚石。考虑到货币资本瞬间移动的能力,税务当局能否逐一监视、控制也令人怀疑。政府最终只会意识到,榨取富人本身并非合理选择。
任何社会,没有取得成功的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支持都无法正常运转。也就是说,应当认识到,与为了财富再分配而强制成功者相比,在经济中创造更多价值对减少不平等带来的危害要有效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或政府应关注的是教育的社会价值。
教育正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命时代,为供给与之相称的劳动能力提供了决定性答案的主角。当时的技术革命带来内燃机的发明及相关技术发展,成功替代了延续数万年的人力或畜力。初期也有未能适应的劳动者阶级被淘汰或进行抵抗,但进入20世纪,大多数社会引入国家层面的教育体系推行国民教育,得以应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劳动需求。
得益于此,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能够跟上社会的技术进步,他们获得的新收入又创造出对商品与服务的追加需求。国民教育的成功就这样成为化解技术与失业之间脱节的基础,此后人们见到了繁荣的中产阶级的出现。
考虑到今天真正重要的竞争要素并非仅是从过去积累下来的物质资本,而是头脑资本的开发,我们社会该走的路是明确的。为化解收入不平等,确实需要对政府政策进行全面重新检讨。要构建社会安全网,也需要对遗产税、所得税等税制加以整顿。但其中最核心的是教育体系的重建。也就是说,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赋予社会成员同等的教育机会,提供使他们走向社会后能平等竞争的教育环境。
社会应当鼓励由此诞生的第二、第三个比尔·盖茨、马云、拉里·佩奇、孙正义等人,取代现有的财阀二代、三代,成为新的资本家。这才是21世纪资本循环最出色的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