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来,对低开发国家的官方开发援助规模每年都在急剧增加。
人们常常会把新村运动式的聚落地区改善事业想象为国际开发合作的韩国模式。然而,韩国的发展如果没有对理工领域的关注和科学技术领域优秀人才的培养,是不可能实现的。韩国亲身经历的这些发展要素可以通过援助提供给低开发国家,而为此,年轻科学人才的参与显得尤为迫切。
然而,在当地很难看到我国的年轻科学人才。高等教育中通过实验与实习进行的面对面教育十分重要,但要求优秀的年轻科学家长期驻留当地从事讲课和教育志愿服务,现实中困难重重。因此,科学领域的国际开发合作目前完全依赖已退休科学家的个人奉献。
那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国内优秀年轻研究者是否完全没有参与这种国际开发合作的途径呢?以解决当地地区问题为重点的适当技术研究,正为国内优秀年轻研究者参与国际开发合作打开道路。此类适当技术研究包括在缺乏社会间接设施基础的地区开发通信设施、普及无需电源的电子装备、符合地区实情的能源生产技术、可持续的净水设备设施、能够便捷诊断和治疗疾病的保健领域研究等,几乎涵盖农业、建设、食品等全部产业领域。
问题在于年轻研究者从何处寻找研究开发的动机。在这一点上,丁若镛在三十岁左右就发明了改变朝鲜时代建筑历史的起重机和车辆,颇具启示意义。发明的动机究竟是君王之命,还是出于对必须搬运沉重石块的平民的怜惜之心,已难以知晓。只是,正如从入仕之前就为家中做事的平民的生计而发明弹棉机并相赠的年轻丁若镛身上所见,对被边缘化之人的恻隐之心深植于他作为科学家的使命之中。
当前科学技术领域的动机赋予仅以追随发达国家研究方向的形式进行,这颇为畸形。即便进行同样的研究,如果研究的目的与契机源自被边缘化者的现实,科学技术就能够为解决绝对贫困、气候变化与环境、传染病等全球性课题贡献一份力量。进而,如果国家鼓励此类研究并建立起将其成果通过官方开发援助支援到当地的体系,就可以期待更为活跃的活动。
身为计算机工程师又是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在推进非洲根除疟疾事业时强调对穷人和富人都有贡献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丁若镛通过发明贡献社会并进而通过《牧民心书》等著述强调国家责任,这些都可以说是从对贫困艰难的生活与生命的关注出发、发展到政治与理念取向的代表性事例。这也依然是我们年轻科学人才应当追求的一生纯粹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