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国务总理郑烘原因被曝在被提名前于律师事务所两年间领取6亿韩元级年薪,饱受“前官礼遇”争议困扰。为平息争议,郑总理在人事听证会上表示将把这笔钱回馈社会,并在就任第二天捐出1亿韩元。曾因在律师事务所太平洋17个月领取16亿韩元而陷入同样争议的法务部长官黄教安,也在听证会上表明捐赠意向,从而避开了审查的锋刃。
1年3个月后,新获提名的国务总理候选人安大熙的举动犹如既视感(虽是初次所见却感觉已见过或经历过的心理状态)。随着安候选人被曝在大法官退任后5个月内获得超过16亿韩元收益,对他的舆论日益恶化。于是他在26日宣布将把11亿韩元回馈社会,着手扑灭眼前的火。他还补充解释称,在被提名总理之前就觉得律师收入似乎太多,已先捐出其中三分之一即4.7亿韩元。
看着每逢人事听证会季节便反复出现的高级公职候选人迟来的捐赠宣言,国民难免心生不快。因为其中隐含着这样的逻辑:通过前官礼遇、官僚黑手党等错误惯例赚取巨款,日后出问题时用钱洗清过错即可。到了这种程度,捐赠与中世纪的赎罪券无异。
沦为赎罪券的捐赠,也成为捐赠文化成熟的障碍。即便出现善意的慈善家,人们也先戴上有色眼镜,怀疑背后隐藏着什么内情。为其实践“贵族义务”而鼓掌,则是之后的事。为社会甘愿牺牲财产与时间的慈善家自然而然公开事实并受到尊敬的风气,也未能真正扎根。
如果说前官礼遇是官僚社会最大的积弊,那么对高级公职者的“迟到捐赠”就不该再给予赎罪券。滥发赎罪券的中世纪天主教会,不也因无法承受内部腐败而坠落吗?降低捐赠价值的高级公职者式捐赠,希望以安候选人为最后一例,不要再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