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295家公共机构中有49家。”
韩国企划财政部最近的实态调查结果显示,公共机构中约每6家就有1家违反了内部审计报告的信息披露规定。而即便如此,与外部审计报告相比这还算好的。公共机构除内部审计外还接受外部审计,其中最核心的会计审计干脆完全不作信息披露。为实现透明经营而推行的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制度,实际上只落实了一半。
30年前的1984年3月,我国政府的公共机构审计制度迎来了一次大跨越。规定对政府投资机构不仅要接受韩国监查院实施的外部审计,还要实施各机构的自体审计(内部审计及外部会计审计)的《政府投资机构管理基本法》开始施行。然而,公共机构至今仍不愿公开接受审计院的外部审计以及自体审计中由外部会计事务所进行的外部会计审计报告,因而未能完全摆脱“密室经营”的嫌疑。
檀国大学经营学部教授Kim Sang-hun指出:“政府虽通过‘ALIO’公开公共机构的经营信息,但很难看到有关公营企业等外部审计的信息披露内容。”韩国注册会计师的一位相关人士也批评说:“公开外部审计报告是提高资产负债表等财务资料可信度的必要程序”,“连民营企业都公开外部审计报告,以国民的钱运营的公共机构却把它隐藏起来,这是个问题。”
当然,现行《公共机构运营相关法律》规定公共机构有义务披露审计报告。但究竟应公开哪一类审计报告,法律并未作细化规定,只是笼统地把范围定为“监事或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共机构仅间断性地公开内部审计报告,连外部审计报告等也一并公开的机构则难以找到。
滥用信息披露例外条款的余地也很大。现行公运法设有特例条款,规定若认定出于国家安全需要,主管机构首长可与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协商后对部分内容不予披露。这里所谓国家安全上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法律同样没有另行规定,而是笼统含糊。也就是说,信息披露例外条款始终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政府相关人士主张,韩国监查院的报告或公共机构的自体审计也可获得公信力。但专家们意见不同。汉阳大学行政大学院教授李熙善指出:“韩国监查院因行政力有限,无法对超过300家的公共机构逐一审查”,“公共机构的自体审计终究难以摆脱保护自身所属机构的诱惑。”
韩国监查院自身人力不足900人,却要覆盖公共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地方自治团体等整个公共部门。学界分析认为,正因如此,韩国监查院实际能够查看的范围仅占整个公共部门审计对象的1.7%。公共机构的内部审计人员估计达5000多人,相对而言可以比韩国监查院看得更细。但其先天局限在于受制于自身所属机构的组织逻辑。
一家大型公共机构的高管表示:“内部审计有时会被滥用为根据上层(青瓦台、主管部门、机构负责人)的关照要求,剪除特定线条、特定人士、特定组织的靶向审计。”公共机构监事一职频繁由缺乏专业性的上级机关官僚出身者或政界“空降”人士占据,也被视为降低内部审计可信度的原因。专家们一致认为,若政府修订公运法等,对公共机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全面整改,就应同时将外部会计审计报告等的公开列为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