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当局似将推出治理结构改善方案,以阻止金融控股公司会长的“皇帝式经营”。其核心是:取消在金融控股公司持股100%的子公司银行中仅充当控股公司会长“代理人”角色的外部董事,同时在介入子公司经营时,须通过经营管理委员会等公开、透明地行使权限。此举的起因是KB金融控股会长林英禄与国民银行行长李建镐一方围绕电算系统更换等问题展开的难看的暗斗。对于“行使权限就要承担责任”这一基本宗旨,想必人人赞同。但坦率地说,仅凭这种程度能否解决皇帝式经营问题令人怀疑。因为无论是打造出如今这种金融控股公司会长可左右银行内部及外部董事人选的治理结构,还是如今才谈所谓改善,都出自金融当局之手。在李明博政府时期被称为“四大天王”的金融控股公司会长们的威势之下,连监管都未能到位的,不也是当局吗?
一言以蔽之,这是“制造疾病再给药”,而药效看来也未必显著。在会长可左右金融控股公司乃至子公司内部及外部董事人选的情况下,金融当局治理结构改善方案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行使权限即承担责任固然理所应当且值得肯定,但其效用也仅止于此。银行子公司的比重本就极大,许多金融集团并无必要选择金融控股公司体制,但很难否认,青瓦台和金融当局一直将其用作为“空降兵”安排会长职位的通道。当然,金融当局举出的名义是:控股公司制度有必要防止子公司证券公司等的不良资产向母公司银行传导,并强化稳健性监管。
若要防止皇帝式经营及由此引发的会长与行长间的矛盾,除了使会长的权限行使透明化,还不能少了引入“外部公益董事”。因为不能对外部董事沦为会长举手机器的现实视而不见。只在银行资产比重低于一定比例时才可选择金融控股公司体制,也是一种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