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节5日于首尔东大门区清凉里站广场举行的“寻找失踪儿童及世越号遇难者追悼活动”上,参加者将写有追悼世越号遇难者语句的明信片投入心愿邮筒。/联合新闻 在首尔工作的李某(26岁)最近在大田父母家度过了黄金假期。因为取消了原定与朋友的3天2夜旅行。李某之所以选择与家人而非朋友共度时光,很大程度上受到世越号惨案的影响。李某坦言:“在旅游地休息固然好,但我想,平时总以忙为借口见不到家人,至少这种时候该和家人在一起”,“通过电视看到因失去家人而痛苦不堪的遗属,好像重新体会到了家人的珍贵。”与住在首尔的家人分开、在忠清道独自租房生活的大学生崔某(21岁)最近与父母通话变多了。崔某说:“以前只在零花钱不够时才联系父母,现在即使没有特别的事也会打电话”,“因为觉得现在的平凡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
世越号沉船事故过去一个月,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对惨案的悲伤转化为对家人的眷恋,对安全的不安则延伸为寻求改进措施。
据灾难领域志愿团体安全监督志愿团中央会介绍,上月世越号事件之后,有关道路破损、堤坝崩塌危险等生活中灾害灾难危险因素的举报数量增加了约一倍。上月中旬之前日均仅100余件的举报数量,在世越号事故后增至每天200余件。目前在全国活动的安全监督志愿团的入会会员数也在迅速增加。以志愿服务形式活动的安全监督志愿团,其运作方式是:如果通过志愿团主页(www.sfetyguard.kr)举报生活周边的各种危险因素,之后由危险因素所在地区的地方自治团体等进行处理,并以照片等形式公开处理结果。因此,安全监督志愿团受理的举报主要涉及更换破损道路或人行道砖、在交通事故风险大的地点设置交通标志、修复有崩塌危险的围墙或堤坝等。安全监督志愿团中央会相关人士表示:“世越号事故后,普通市民的安全警觉性提高,会员们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这似乎是因为要在灾难与灾害中自我保护的意识正在扩散。”
出于不知何时事故也会降临自身的模糊不安感,关注多人使用设施中标示的紧急疏散要领的市民也明显增多。每天乘地铁上下班的上班族安某(26岁)开始背诵此前从未留意的紧急逃生疏散要领。原因是他认为紧急情况发生时唯一可信的只有自己。安某说:“最近世越号惨案和地铁事故接连发生,出于不安会仔细看疏散要领”,“我记得过去大邱地铁惨案发生时也像现在这样背过,真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事。”大学生金某(22岁)会认真观看电影开场前播放的紧急疏散通道指引视频。金某说:“以前觉得哪会真用到那些,所以不放在心上,世越号事故之后出于万一的想法就不能无视了”,“当然希望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但好像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安心。”
世越号的影响也扩散到大学。曾认为享乐就是一切的大学生们,正把校园节庆当作反思日常的契机。延世大学决定摆脱以往消费性、只顾玩乐的节庆形式,举办另一种形态的活动。延世大学总学生会在总学生会主页上发文称:“大同祭本来是为了作为知识人实现大同的正确价值、审视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的众多问题,并以‘快乐’的方式讲述更好社会的场合,但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其本来意义”,“失去社会意义的节庆应回归大同祭的本质,发挥彼此关怀、为学生与地区、国家共同体讲述有益话语的作用。”为此,延世大学计划在本次节庆设置的所有摊位中设立可以赞助需要社会帮助的团体或有意义的市民团体的场所。此外,部分大学完全取消节庆,改为举办更有意义的活动。汉城大学以募捐活动代替节庆,为世越号遇难者遗属募款;同德女子大学也将取消定于21日举行的节庆,改为开展募捐活动。
专家分析认为,惨案带来的不安感催生了这类行为。全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薛东勋表示:“世越号惨案一发生,市民们说的话就是不要听别人的、各自谋求生路的‘各自图生’,可见市民对社会的信任已完全崩塌”,“结果就是什么都不能相信,一旦出现危险情况,我和我的家人只能自己求生,这种想法体现为熟记逃生要领或打电话问安。”薛教授还说:“事实上说全体国民都办了一场丧事也不为过吧”,“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对系统彻底崩塌进行痛切反省,之后恢复国民的信心与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