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金属零部件企业的A代表为开拓市场曾考虑将工厂迁往中国,最终放弃。当地人工费每年上涨20%,税负加重,使他无法轻易决定赴华。他说:“成本上升因素越来越多,无法像过去那样无条件选择海外转移”,“目前已在国内确保了工厂用地”。
# 中坚企业B代表将于本月启动4000坪规模的工厂。三年前起就把东南亚地区和国内几处列为候选,反复权衡后选择了忠清道。他说:“中国的物价和人工费上涨幅度太大”,“东南亚地区人工费虽仍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但从长期看判断并无太大益处”。
国内企业海外工厂转移骤减的最大原因是人工费上涨。中国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近5年内上涨了近一倍。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今年北京市的月最低工资(全日制劳动者标准)为1560元,比去年上涨11%。与2009年最低工资800元相比上涨近一倍。国内企业进驻最多的山东省最低工资从2009年的760元上涨至今年的1500元。
中国政府为扩大内需市场、缓解收入差距,每年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有指出称,由于最低工资不含加班费等,企业实际负担的工资要高得多。加上五大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实际用工成本增加20%至最高60%。国内企业迁往海外时曾享受的优惠也大部分消失。过去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企业推出各种减税政策,如今气氛明显不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高新产业发展,环保监管也呈强化趋势。
随着中国作为海外工厂转移目的地的吸引力骤降,企业偏好的转移国家也在变化。自世界工厂中国吸引力开始下降的2000年代中期以后,中小企业,特别是以低工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较强的纺织、鞋类、玩具、饰品等制造企业开始大举把工厂迁往东南亚国家。这在韩国关税厅的统计中也得到确认。曾是国内企业海外工厂转移首选的中国,自2012年后把位置让给了越南。随着中国比重下降,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被称为“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比重相对上升。但如今这些地区的经营环境吸引力同样在下降。劳动熟练度低于预期,而工资上涨接连而来,价格竞争力正在减弱。加薪要求有时还演变为大规模示威事态。今年初柬埔寨缝制企业工人要求上调最低工资的示威,以及去年孟加拉国服装工人的大规模示威就是代表性例子。进驻当地的国内企业立场难免尴尬。因为人力短缺严重,不得不接受加薪要求。
分析认为,国内企业的制造业形态从依赖低工资的低附加值行业转向高附加值行业,也产生了影响。现代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室室长林熙静表示:“与过去不同,海外人工费并不便宜,制度性利好因素也少,因此企业的想法正在改变”,“随着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型演进,迁往专注于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后发国家的工厂转移自然只会减少”。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朱大英也预测:“国内可以迁往海外的行业已全部迁出”,“海外工厂转移不会再增加”。
分析还认为,受与全球46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带来的关税下调效应影响,转而看向国内或偏好经济特区开城工业园区等的企业也在增加。大韩商工会议所在近期报告中分析称:“中国、东南亚等地当地工资上涨和监管扩大使海外生产条件恶化,而与占全球经济61%的地区签署的FTA生效,使国内生产条件大幅改善。”
在开城工业园区雇用1400名员工制造时尚杂货的D公司代表就是选择开城而非海外转移的例子。看到迁往海外的企业因劳资问题、各种监管而陷入困境,他感到庆幸并松了一口气。他说:“在国外建生产线,从运输到管理要操心的事不止一两件”,“海外转移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似乎不像过去那么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