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9

[社论]监管与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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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时期,每当爆发大型腐败案件,政府都会按惯例举办一项活动,即“某某腐败根除决心大会”。但直到今天,也未曾听到因为开了这类声势浩大的决心大会,此后韩国社会腐败就减少了的消息。

珍岛近海发生世越号惨案之后,以政府和媒体为中心,类似的意识结构与惯例又在重复。各种名目的新监管内容开始以“解决方案”之名倾泻而出。仿佛只要制定出监管,就确信世越号那样的惨案不会再重演。

有消息称,青瓦台和政府已经开始对核心国政课题——放松监管进行节奏调控。原因是担忧可能出现抵制或反对监管改革的动向。似乎还在研究将涉及国民安全或金融稳健性的监管干脆排除在放松监管对象之外的方案。

在朴槿惠政府将其作为创造就业和振兴经济核心支柱的放松监管过程中,政府已宣布计划削减现有1.5万件登记监管中的10%。但如果新方针得以体现,坦率地说,令人怀疑其中究竟有多少能够摆脱“新监管”。问题在于,监管中与“安全”之名无关的内容究竟能有多少。

若政府如此强化各类安全监管,环境及社会监管将搭上这股潮流再度抬头,监管与管制最终将以时代精神之名荣归故里。从过去到现在,沿着这一路径制定出的安全手册数不胜数,多到难以准确掌握。

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监管的数量。问题不是没有监管,而是不知道监管在哪里,而且因利益集团的存在而得不到切实遵守。新世界党经济革新特委委员长李汉久的话是对的:“问题在于制定了大量监管,并利用这些监管让退休官僚等空降就职,安全管理也敷衍应付”,“认为放松监管导致‘世越号惨案’的主张前后不一”。

强化监管的刀锋越是闪亮,监管立法越是活跃,公务员和政界就会再度抬头。被认为为此次世越号惨案提供了远因的退休官僚与利益集团的勾结将更加猖狂。无论安全监管如何强化,只要规避监管和违法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成本,规避监管与违法行为今后就只会无限持续。在罪与罚未能实现应有均衡的局面下,只是归咎于监管又能改善什么?

2012年,抛弃乘客逃离、造成32人死亡的意大利邮轮歌诗达协和号船长被求刑2697年有期徒刑。而在我国,夺去500余条生命的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故中,三丰建设产业会长李埻于1996年被判处7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还不是检方的求刑,而是宣判结果。历次大型灾难中处罚力度最高的竟是如此。夺去包括19名儿童在内23人生命的海洋世界研修院代表仅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这正是不应轻视“法院宽容的轻罚反而在放大大型灾难”这一指摘的理由。

监管本身并非错误。应当监管的领域理应监管。但韩国的安全监管种类已超过3200个。如今剩下的,不就是民间的“自律”遵守吗?自律绝不意味着放纵。自律必然伴随责任。逃避和放弃应负责任时,必定施以相应的社会惩罚,这才是自律的真正概念。

即便是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只要政府有意愿真正守护其中所含的法的精神,社会就能安全高效地运行。始皇帝的秦朝也并非因监管不足而灭亡。若是无法遵守的监管,不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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