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政府对各部门按个人、按处室打出创新分数。为拿到高分,公职系统甚至一度掀起与创新相关的学习小组热潮。如今已成为高级公务员的A某回忆当时说:“创新搞得人快要得神经官能症了。”十年之后的2014年。官僚社会如今刮起的是“监管改革”之风。以总统亲自主持的监管改革彻底讨论会为契机,各部门竞相去寻找“癌块(监管)”。高级官员B某抱怨说:“既然总统有这个意志,随之而来的考核自然不可避免。接受考核的部长、副部长催着要方案,于是有的没的全都翻出来研究。”
官僚社会是政权的手和脚。总统一旦设定议题,就像推土机一样往前推。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时间前后权衡。B某表示:“过去以科员或处长为中心,如果下达要推进不合理政策的指示,还有反弹的文化”,“现在连想都不敢想。”A某也类似。他说:“就算在午餐或晚餐的场合也不能敞开心说话。据说几天后机关就会直接打电话来问‘你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这就是官僚们闭口不言的原因。
结果,官僚们自然而然地每五年就给自己的灵魂涂上与政权路线相符的颜色。因此核心政策在五年后被废弃,或者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朝相反方向推进的事屡见不鲜。出身经济官僚的执政党议员说:“与政权路线不合的官僚‘绝对’升不到高位,能坚守己见的官僚有几个?”“官僚不得不变成八色鸟,这就是现实。”
◇让人出卖灵魂的政权,更换灵魂的官僚=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政权都以“位子”为媒介,怂恿官僚更换灵魂。政府的组织改编和职制改编,是动摇官僚、掌控公职社会的核心手段。
也许正因如此,历届政权无一例外地改编政府组织。这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建立的行政组织框架于2001年改编后几乎维持不变、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把22个相关机构整合为国土安全部形成对照。
1948年以11部4处3委员会起步的政府组织,在产生9位总统的过程中改变了9次。名义都相同:打造能够灵活应对时代环境变化的政府组织。但内情不同。更强烈的目的是消灭前政权强调的议题,设置符合现政权口味的组织以制造“业绩”。国内外的混乱以五年为周期重复。失去“家”的官僚格外彷徨。因为在改编过程中,“路线不合的官僚”往往被挤到外围。经历起伏最多的是如今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金泳三政府时期由商工资源部改为通商产业部,金大中政府时期通商被分离,成为产业资源部。到李明博政府时期,改成了只听名字无从知晓的“身份不明”的知识经济部,而朴槿惠政府时期通商职能又被移交回来,重组为现在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韩国海洋水产部经历了反复的新设与撤销,科学技术同样走上改编、撤销、新设的老路。
国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洪性杰表示:“政府组织每五年一变,公务员也不得不每五年为保住位子乃至业务和职能而全方位努力”,“等于是巨额成本和混乱不断重复。”
◇导致政策缺乏一贯性、责任、信任的“三无”=官僚习惯于迎合政权路线后出现的问题很多。频繁的组织和职制改编使官僚的专业性急剧下降。用华丽的文书工作和口才来装饰专业性,把问题搞大了。
政策的一贯性也显著下降。以五年为周期钉下大钉又拔出的房地产政策,把市场乃至国家经济推入混乱的熔炉。能源政策同样如此。李明博政府时期,能源公营企业等竞相带头开发海外资源。为达到分配的新再生能源目标比例,从太阳能到风电争先恐后地开发。五年之后,他们在韩国监查院的审计中拿到了最低分。此后又竞相出售已获得的海外矿区。
因为只看青瓦台的脸色,也就没有责任行政。政府一名官员说:“部长看青瓦台的脸色,局长室长只等部长的指示,没人主动提前去做。”官场分析认为,即使强调行政免责,固化的惯例也难以轻易打破。政策的信任度同样很低。这是政策以五年为周期前后颠倒的结果。甚至为了看政权的脸色,今年的房地产政策乃至年末结算退税制度等也摇摆不定。国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委员说:“不要试图支配官僚的灵魂,迫切需要的是让他们能够轻松直言的文化”,“世宗市问题或强行推进大运河所导致的成本等,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特别采访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