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叫“囚徒困境”。两名因共犯嫌疑被抓的人被隔离审讯,若其中一方招认犯罪,该人可减刑,而未招认者将被加重处罚。在此情形下,若两人都不招认,则因无法证明犯罪嫌疑而可获释,但具有利己特性的个人只追求自身利益,结果两人都招认而被判重刑。
类似的困境也出现在围绕缩短工时的劳资拉锯中。国会劳资政小委员会就制定将现行包括周中延长工时12小时、休息日工作16小时、最多允许每周68小时的工时缩短至每周52小时的法案进行了讨论,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结果如何?由于法律未变,最多每周68小时的劳动仍然可行,但此前不计入延长工时的休息日工作,因近期判例变更被纳入延长工时,从而适用重叠加成工资,延长工时较多的企业工资负担预计将大幅增加。若难以承受增加的工资负担,企业只能减少工时。最糟糕的情形是,若韩国大法院即将就工时作出的判决将含休息日工作的最高工时限制为52小时,那么让员工工作超过该时限的企业主都将沦为违法者。
如此一来,劳动者的日子会好过吗?若工时缩短后雇佣与工资得以维持,日子会好过。但市场并不那么好说话。资金实力充足的大企业或许可以,但中小企业中即使缩短工时仍能照付工资的并不多。工时缩短多少,工资也只能相应减少,如此一来处境恶劣的中小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只会更加恶劣。不只是工资。既无余力又无工会的中小企业,雇佣也不稳定。无法按期交货、工资负担增加导致竞争力下降,雇佣便随之不稳,这就是中小企业冷峻的现实。
劳资代表若达成协议便可解决问题,但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终谁都无法避免巨大损失——劳资双方真的想要这种囚徒困境式的局面吗?若非如此,劳资该如何摆脱这一局面?在劳资代表受制于自身所属利益集团要求、分歧难以缩小的情况下,公正仲裁者的角色至关重要。就此而言,有必要关注劳资政支援团提出的仲裁方案。仲裁方案有两个:一是在法定工时之外,若劳资达成协议,可在6个月内允许每周最多8小时的“特别工时”;二是规定不得延长工作超过52小时,但至2017年底即使超出工时范围也免于违法处理,引入“免罚条款”。当然,即便是这样的仲裁方案,我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也不足以立即实施。尤其在除缩短工时之外,还叠加了常规工资负担增加、延长退休年龄等企业负担因素的情况下,为减轻缩短工时的冲击、通过充分准备实现软着陆,一定的缓期期限不可或缺。当然,在此期间,为打造优秀人才愿意加入的中小企业、确保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质量所需的缩短工时努力,理应持续推进。若真心考虑占我国企业数99%、从业人员数88%的中小企业,劳资双方现在应各让一步、携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