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产业的命运,从2000年代初的信用卡危机前后开始出现分化。当时需要解决刺激经济与税源透明化课题的政府,在危机之前几乎解除了所有可以放开的监管。然而当危机动摇国家经济根基后,政府态度立刻翻转。此后十多年间,实施的都是一味加强监管的政策。政策从温水池转入了冷水池。
期间只有过一次放松监管。政府去年5月为信用卡公司增加了四项可经营的附带业务。面对只有“放松”之名而无实效的政策,信用卡业界只能苦笑。在“乱来式”监管的层层叠加下,信用卡产业失去了创造附加价值的本分而随波逐流。有观点指出,要实现信用卡产业的质量增长,首先必须纠正失去原则与公平性的监管体系。
◇只适用于信用卡业界的双重标准=最近见面的一位信用卡公司社长开口便问:“个人信息泄露之后,你觉得哪家信用卡公司获得了反向受益?”还没等到回答,他就说:“没有一家。信用卡业界是同归于尽。”正如他所指出的,个人信息泄露的余波席卷了整个行业,消费者的不信任被放大到极点。
不信任加剧后,民粹主义随之抬头。政策的公平性消失了。在其他金融领域被认定为例外的监管,却只适用于信用卡产业,成为阻碍其自主成长的障碍。
最具代表性的是条款审查事前报告制。目前信用卡公司在开发新产品或变更卡片附加服务时,必须接受监管当局的事前审查。相反,银行法规定,只要不是对消费者不利的内容,如扩大消费者权益或减少其义务,即可事后报告。某信用卡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专门信贷金融业法只把‘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情形’规定为事后报告对象,但解释模糊,几乎没有成为事后报告对象的情况”,“实际上几乎所有业务都按事前报告制办理”。
招募持卡人时的赠品限制监管,也是过度只适用于信用卡产业的毒性规定。专门信贷法规定,招募会员时不得提供超过年费10%的赠品。相比之下,保险业法则允许在自签订保险合同起最初一年缴纳保费的10%或3万韩元中选择较少的金额。
另一位信用卡公司相关人士指出:“这部法律是2002年制定的,至今已过了十多年”,“正因为规定脱离现实,才出现了违法招募”。
◇被民粹主义击溃的大原则=由于监管政策总是顾及舆论,正当的逻辑也失去了立足之地。政府在2012年以“受益者负担原则”这一大前提改革了商户手续费体系。在解决牵涉信用卡公司—特约商户—消费者这三方主体的手续费问题时,确立了“由受益者承担负担”的原则。
然而当信用卡公司引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成为消费者不信任的代名词后,原则便消失了。近来引发争议的支付短信服务免费化和IC终端机安装费用问题,也是过度监管的副产品。虽然尚未最终确定,但据悉金融当局将对支付短信服务部分收费。如此一来,信用卡公司每年至少将不可避免地损失300亿至500亿韩元。
某信用卡公司高层人士表示:“支付短信服务即使收300韩元,信用卡公司仍然是亏损结构”,“使用该服务受益的是消费者,若让信用卡公司承担,不是违背受益者负担原则吗”。对于小微商户的IC终端机安装费用,按原则本应由特约商户、VAN公司(支付授权代理企业)和特约商户分别分担费用,但金融当局却在营造让信用卡公司全额承担的气氛。另一位信用卡公司相关人士称:“即便不要求小微商户承担,每笔支付都获利的VAN公司也理应分担费用”,“由于VAN公司不属金融当局而属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管辖,金融当局便只对容易管的信用卡公司施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