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27

[您怎么看] 工资体系改为绩效挂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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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方 金东培 仁川大学经营学教授 反对方 李廷植 韩国劳总事务处长 政府19日发布工资体系改革指南,提出将把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年功制工资(按年龄、工龄支付工资)改为以能力、职务为中心的工资制度,由此引发赞成与反对的争论。赞成方主张,随年龄自动上涨的年功制难以按能力、业绩给予报酬,加重企业人工成本负担,而且为了在老龄化时代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现就业稳定,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反对声浪同样不小:有观点认为,从我国社会结构特点看,年功制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工资体系本应由劳资自主决定,政府试图加以改变本身就是错误的。近来因韩国大法院的判决,常规工资范围扩大,加之2016年起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0岁,企业负担日益加重,因此除引入工资高峰制之外,工资体系改革也备受关注。现刊载对工资体系改革的赞成与反对意见。

● 赞成方 金东培 仁川大学经营学教授

为延长退休年龄、维持就业,改革不可避免

日本自1990年代起也在淡化年功色彩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3月19日发布《工资体系改革指南》后,劳工界强烈反对。

现行我国工资体系被界定为:工资构成项目过于复杂,基本工资随工龄急剧上升的年功制(按年龄、工龄支付工资)。该指南的核心主张是,这种工资制度在低增长、老龄化时代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朝着简化工资构成、削弱基本工资中年功因素的方向改革工资体系。这是理所当然且切合时宜的问题提出。

但劳工界将这种工资体系改革定性为削减工资并加以批评,甚至批评称这是通过减少高龄者工资来保障企业利润。然而这种问题提出过于片面。调整工资意味着维持就业。面对退休年龄延长而需要工资高峰制或工资体系改革,是要保障高龄劳动力就业至退休年龄。工资体系改革是就业与工资的交换,只谈工资调整而不谈就业,并不是准确地提出问题。

劳工界还强调工资的"生活保障"功能,强调年功制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的我国,需要由企业通过年功制承担生活保障的结构。但今天我国的现实是否仍到了必须由企业全面承担生活保障的程度,令人存疑。而且工资在生活保障之前首先是对劳动的报酬,即对劳动者通过工作所展现的能力与生产率的回报。年功制在难以对生产率给予回报这一点上存在局限。进一步说,指南讨论的是工资体系而非工资水平,劳工界只强调工资水平的主张也有偏离议题之处。

还有批评认为,本应由劳资自主决定的工资体系,为何由政府出面去改变。对此笔者也表示认同。若劳资间社会对话活跃,由劳资政委员会提出指导方针,形式上要好得多。但在指责政府之前,也有必要回顾劳资双方是否通过对话与协商自主解决过当事方的问题。我国劳资不是常常在细枝末节的事情上事事对立,然后把问题的解决推给政府和法院吗?

从这一点看,与我国情况在诸多方面相似的日本经验颇具启示。日本自1990年代以后,通过劳资执着的努力淡化工资的年功性,到2000年代后期引入了大致40岁以后工资几乎不再上涨的以"工作"为中心的工资体系。带来日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合作型劳资关系。当然,政府的指南也有不足之处。工资应按所承担的"工作"或所履行的"角色"的价值支付,而不是按工龄、年龄支付,这一工资体系的方向性未被充分突出。指南提出的工资体系改革方法,实际上只是对现有工资体系初级水平的改良。既然反正都要受到指责,不如明确提出工资体系的概念,并毫无保留地提出短期及中长期工资体系改革路线图。

在低增长、老龄化与退休年龄延长、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我国劳资无法回避工资体系改革这一时代课题。以围绕指南互相较劲的我国劳资关系的品质水平,能否完成工资体系改革,疑虑只会不断加深。

● 反对方 李廷植 韩国劳总事务处长

年功工资具有生活保障功能

政府不应干预劳资决定事项

3月24日,在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小委员会上,围绕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工资体系指南展开了激烈交锋。韩国劳总就内容的偏向性与单方面性提出问题:本应不偏向劳资任何一方、保持公正的政府,为何在此时像鹦鹉一样重复经营界的主张。

野党称这是给国会劳资政对话泼冷水的行为,若照此下去就不要参加劳资政协商。执政党也追问政府是否真的相信指南具有实效性,并表示若属未经党政协议的内容,日后将追究责任。唯有经营界为政府辩护。政府承认在时机与方法上存在问题。

劳动者与企业对工资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不同。各自立场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适当的工资水平、工资差距、基本工资与津贴等工资构成,以及最重要的工资即基本工资是按年龄或工龄决定,还是按工作(职务)的重要性(价值)决定,抑或按能力或业绩决定,工资的计算与支付形态是按时薪、日薪、月薪还是年薪。

这里重要的是,有关工资的所有争点作为一个整体,与劳动过程、技术条件、市场条件、经营哲学、组织文化、劳资关系等相互影响。因此在工资方面政府要做的事并不多。只需监督工资是否处于适当水平,即是否违反最低工资,以及工资是否按时如实发放,即是否存在拖欠工资即可。

工资体系完全是劳资自行决定之事。但不知为何,过去我国政府对于要求切合实际的最低工资上调十分吝啬,而在所谓抑制工资方面却十分敏捷,通过不切实际的收入政策,对把工资构成体系搞得一塌糊涂"贡献"甚大。也就是说,造就了被讥讽为"百衲衣"的我国复杂工资体系的元凶之一,正是政府。

政府与企业数十年来努力引入职务工资、职能工资和绩效工资,结果却都是白费功夫,或者内容仍是年功制(按年龄、工龄支付工资)而只换了花样;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工资的年功性强于民间部门,且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并无多大差别——这些事实意味着年功制工资在韩国社会扎根有其现实且合理的理由,也意味着企业在应对急剧变化的环境、挑战与回应的过程中,虽为绩效主义、能力主义付出了诸多努力,却仍存在局限。一言以蔽之,这说明在社会安全网薄弱的情况下,年功工资所具有的生活保障或满足生计费用的功能。在以企业别劳资关系为中心轴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存在之物皆有其理由。

在劳资之间立场与利益对立的情况下,政府应发挥客观公正的作用;在工资体系问题上,只需提供准确的实情信息即可。年功制并非万恶之源。它优点很多,过去也作出了诸多贡献,并具有现实适合性。与年功制相关的生产率问题,是以不切实际的假设为基础、未经证实的过去烟囱产业时代的逻辑,其"生产率固定不变"的假设本身存在谬误。谈工资高峰制,就必须同时提出过去因结构调整造成的隐性契约违反问题,即退休年龄保障与就业稳定问题。要谈能力主义、绩效主义,就也必须指出其虚幻性与副作用以及公正评价的问题。捷径是政府先行实施,再推广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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