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个社会都是“放松监管”的天下。朴槿惠总统举行以监管改革为主题的“不设时限”讨论会后,所有政府部门都在埋头放松监管。氛围已到了提出异议的公务员会被视为叛徒的程度。方向即便再正确,这也让人不安。如果放松监管只埋头于一种价值,那是危险的。更何况,若“放松监管”这一措辞的魅力与民粹主义结合,还可能带来致命后果。
比现在更强力推进放松监管的时期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恰好21年前的这个时候,金泳三总统的文人政府强力推进放松监管。支持率超过90%的总统亲自指挥,称“经济监管与腐败相连”,于是不仅政府部门,韩国银行和银行、证券、保险监督院也进入紧张状态。青瓦台催促各政府部门提交说明所有监管存在理由的资料。公务员通宵工作。经济团体们则像债权人一样递上放松监管清单。
结果众所周知。如“泰山鸣动,鼠一匹”,成果微乎其微,韩国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国家破产危机,最终坠入外汇危机的深渊。把朴总统与被视为经济失败总统的金泳三相比或许显得不妥,但两届政府之间存在共同点这一点是明确的事实。措辞的强度反而当年更甚。当时强调的不只是“监管改革”,而是“破除监管”。金泳三还提出过“唯有放松监管才是活路”的命题。
当然,朴总统推进的监管改革在性质上也有与过去不同之处。我认同监管改革的时代正当性与紧迫性,也相信朴总统的诚意。问题在于不理解(沒理解)与无价值性(沒價値性)。在总统主持会议仅三天后就废除某项监管的做法,可能带来比监管本身更糟的结果。因为即便名分充分,脱离程序与规定的蛮干式放松监管会催生过度期待心理和副作用。前总统李明博在当选人时期拔掉大佛工业园区的电线杆,赢得国民鼓掌,但相关部门产业资源部、韩国电力和地方自治团体在实用政府整个任期内,都被要求拔掉或迁移完好电线杆的民愿所困扰。
即便需要放松监管,把监管本身看作“仇敌”或“癌块”的视角也不正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布雷思韦特教授在论述政府经济监管的《全球商业监管》(2000)中,把监管的起源追溯到古埃及和中国的秦朝。如果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没有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今天的中华民族国家还能存在吗?最低限度的监管或良善的监管,是克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自然状态”(托马斯·霍布斯)的装置。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想免费放牧的牧童聚集的无主草地最先荒芜——也说明了放松监管的悖论。
现实中可与公地悲剧相比的事例数不胜数。1929年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后传统的自由放任以及把监管视为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后遗症所引发。行政学把监管行政的起点定在1930年代,其理由也说明监管曾是克服危机的手段。经济监管到1930年代才建立,以及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干预加强,同样是因为市场的失灵。
最令人担忧的是,并非没有与民粹主义结合的苗头。把公务员群体视为为守护既得利益而抓住监管不放的集团,这种氛围与中世纪的猎巫或共产主义的人民审判有何不同?朴总统提及公平交易或保护社会弱者的监管、要求放松监管保持平衡,这一点令人欣慰,但氛围实在不对。即便必要,瞬间了事的放松监管难免生出弊端。就当牙齿坏了吧。应到牙科查明原因,若治疗无效则麻醉后拔牙,怎能急着把好牙伸给木匠的锤子或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