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管制之外还叠加各种价格管控,根本无从下手。一边要求在低利率环境下增加非利息收入,另一边却对为提供最优金融服务所需的放松管制置之不理的情况很多。不止如此。一边施压要求改善盈利能力,一边又劝说我们去做无底洞式的资金支援。利率和手续费管控也很严厉。只要这种自相矛盾的形态存在,金融公司增强竞争力就很难。”
某商业银行负责战略的高层高管如此评价韩国金融产业的监管现实。
正如他所言,当前金融当局的监管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的是银行、保险、证券等业界的利害关系,而非消费者保护与便利提升。加之近来个人信息泄露等事故接连发生,连能够提升消费者利益的信息利用也被套上枷锁。也就是说,为回避当局监管失职责任的管制等“为管制而管制”正在被大量制造。
某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位高层人士指出:“金融属于受监管产业,适当的管理监督是必要的”,但同时表示“对于监管的方向性和力度等,需要综合考量”。他尤其批评称:“按业界划分的隔板式监管,正在朝着救助竞争力低下的金融公司的方向发挥作用,而保险、储蓄银行等第二金融圈的稳健性监管则过度,甚至妨碍经营。”
某商业银行行长指出:“在我国,官僚饭碗最大的地方就是金融当局”,“既然当局表示要彻底解开‘隐性管制’,官僚们首先就需要有放下数十年既得利益的决心”。
◇金融监管彻底以供给方为中心…请转向以需求为中心,如允许投资全权委托业务=银行方面表示,必须整改以供给方为中心的监管。
以投资全权委托业务的监管为例。投资全权委托是指从客户处全面受托投资判断,直接进行投资。只有允许投资全权委托,综合资产管理才成为可能。
然而,证券、保险、资产运用被允许的投资全权委托,对银行却被封堵。
若允许投资全权委托,银行私人银行(PB)不仅可获得销售手续费,还能拿到运营报酬。银行业可创造新收益,而证券业界等则要分食同样有限的蛋糕。
这正是其他业界强烈反对银行进入投资全权委托业务的原因。某商业银行副行长坦言:“客户想要的金融需求是一次性便捷地完成资产管理”,“然而由于股票、债券等无法进行投资全权委托,综合咨询无从实现,最终银行PB的成长也存在局限”。他指出:“这种方式的监管只救活了自生能力差的中小型证券公司,日后反倒引发了不完全销售等事端”,“当局推进的全能银行与投资全权委托属同一脉络,因此需要放松管制”。
对与个人信息泄露相关的监管,也有批评之声。
原因在于,在全能银行无法实现的现实下,金融控股公司好歹是降低业界隔板门槛的现实制度,但监管却正朝着阻止关联公司间信息交换的方向强化。
某大型控股公司下属研究所人士表示:“虽然要求严格保护个人信息,但信息利用的正面功能也不容忽视,因此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应当认识到,不能逆行于利用信用信息的营业活动”。
◇正面清单式监管等令开拓新业务受限=金融公司诉称,经济领域中监管总量增加最多的地方就是金融,这是竞争力后退的核心因素。由于国内金融相关法律采用正面清单方式(仅允许法令中列举的事项,其余禁止),每次推出新产品都要在解决相关监管上耗费大量时间。
信用卡公司的怨声最大。仅对信用卡产业套上正面清单这一“帽子”是过度监管。某大型信用卡公司高层人士表示:“整个金融圈中,把业务范围体系钉死为列举主义的只有信用卡业界,由此金融各业界之间的公平竞争受到限制”,“看海外,除信用卡本业外还开放了各种附带业务机会”。另一家信用卡公司的高管强调:“由于手续费体系改革、贷款利率下调、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信用卡业界的盈利能力已被逼入绝境,因此把附属业务监管改为负面清单是必需的”,“亲身经历信息泄露事件的信用卡公司最清楚信息利用的风险,即便修改法律,也完全可以在细则层面加以预防”。
储蓄银行业界也有许多未能反映现实的监管。
尤其对资金筹措成本的不满较高。称当局仍按过去存款利率较高时期的存款保险费率(0.5%)不加变动地适用,导致储蓄银行筹资成本上升。
有抱怨称,这正是贷款利率不得不偏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平民主要使用的平民金融机构中,适用于互助金融(新村金库、信协、地区农协、水协等)的会员免税(人均3000万韩元)存款产品,储蓄银行不能经营,这一点也令其不满。
也有只要稍加细致留意就能解决的监管。
银行禁止取得非营业用不动产的规定就是典型。银行若为自有建筑,必须自用一半以上。因此,难以满足该规定而放弃建筑开发的案例也不少。
◇监管漏洞多、经营干预过度=保险公司众口一词地对当局的检查方式提出异议。不少批评称,相较于对是否违法的判断,针对经营判断的惩戒更多。一言以蔽之,就是想挑就能挑出毛病的结构。规定漏洞多也是问题。
某保险公司最高经营者反问:“制定规定后漏洞很多,最终让协会去制定示范标准”,“说示范标准是业界自主制定的,可现实哪有那么运转的?”
他倾诉不满称:“应通过邮件和邮政等告知消费者的产品相关内容等也没有得到妥善区分,动辄就成为纠纷源头。”
“婆婆”太多也在阻碍产业发展。
实际上,韩国金融委员会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今年初就保险公司与维修、租车企业之间的老问题——汽车维修工时费和租车费发生了对立。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定财险公司强迫维修企业签订不当合同,对18项不公平条款下达了整改措施。随后一周后,金融委员会则反驳称维修企业和租车企业为赚钱过度核算费用,表示将修改汽车保险标准条款。两大“恐龙”之间的争斗,使保险公司真正成了夹心饼。它们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串通”的刀刃与金融委员会的行政指导之间动弹不得。
保险公司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院设立之前表现出近乎过敏的反应,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就财险公司而言,即便赔付率恶化也难以上调车险保费。结果只能另想办法来弥补利润。所幸当局近来决定自2015年底起将保险公司支付能力充足率(RBC)的建议标准从现行150%下调至120%~130%水平。稳健性监管部分放松,预计将使保险公司的经营略微透气。
银行方面在当局施压下背负不良负担的情况也一样。
按市场逻辑,本不应涉足概念本身都模糊的创造金融,也不应支援不良大企业,但在政府压力之下不得不提供支援的情况很多。






